有人问，南昌起义的主要负责人是谁？？这张图就详细记录了南昌起义的人员组成！

有人问，南昌起义的主要负责人是谁？？这张图就详细记录了南昌起义的人员组成！ “南昌起义谁是主要负责人？” 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往往只有一个名字：周恩来。 好像整整三万多人的队伍，只认这一位。 可一九五七年，有篇写南昌起义的稿子摆到周总理案头，他低头一看，只在最前面那一句话上，加了四个名字，就把一场大起义真正的“人员图”勾出来了。 那句话原来是这么写的：“周恩来等同志率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看上去很顺，气势也足，就是“等同志”三个字，把人全糊成一团。 周总理拿起笔，在“周恩来”后面工工整整添上四个人：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第一行的队形，从一个人变成五个人，一下子就清楚了：这场起义，是一帮人一起扛起来的。 名字排不排得对，不是小事。 南昌起义爆发时，贺龙挂的是起义军代总指挥，手里是第二十军；叶挺是前敌代总指挥，又是第十一军军长，两支主力硬仗都离不开他们。 朱德那时只是第九军副军长，人马更多做协调保障，位置要靠后一点才合适。 这一点，朱老总自己心里门儿清。 他听说自己被排在前面，直接就说：“我不能排在前面，当时我的人马主要做一些协调保障工作，作用不大，应排在叶挺将军后面。”一句话，把自己往后挪了一格，也把那年的指挥次序还了原样。最后定稿时，顺序改成“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既顾到职务高低，又看着谁在起义中扛的是哪一块责任。 这五个名字排成一行，看着简单，其实等于给南昌起义画了一张精简版“组织结构图”。 最前面是周恩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也就是党在前线的总负责人。 旁边那几位，一个是起义军代总指挥贺龙，一个是前敌代总指挥叶挺，后面跟着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再加上参谋长刘伯承。再往外铺开，还有前敌委员会里的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做政治领导；郭沫若当政治部主任，管宣传鼓动和士气。 这么一排，谁在台前，谁在幕后，谁带兵，谁出主意，都有迹可循。 最让人琢磨的，是周恩来怎么站到了这一行最前面，又怎么在回忆里一次次把其他人往前拱。 很多人提起他，习惯把标签贴成“政治家”“外交家”，仿佛跟打仗离得远。 可往前翻一翻，一九二四年，他还在欧洲奔波，就被请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政治部原本就挂着牌子，只是名存实亡，到他手里才算真活起来。 军校里从课堂到操场，从党小组到宣传队，都是他一茬一茬盯出来的，学员们口口相传，说这个主任让黄埔的“精气神”变了样。 紧接着一九二五年九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准备讨伐陈炯明。 周恩来接过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又兼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把“革命政党领导军队”这条原则写进实际操作里。 战斗力不光看枪好不好使，还看人心往哪儿拧，东征部队那股劲儿，就在这种政治工作里越磨越硬。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又被推上中央军事部长的位置，同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成了党里军事方向上的“总把关人”。 南昌起义前，还有一段上海工人武装斗争的经历，很容易被人忽略。 一九二七年之前，上海工人已经起义了两回，都没能拿下局面。中央看得明白，要在这样的大都市发动武装斗争，需要一个能在街巷里调度、又能站在全局看问题的总指挥，于是把第三次起义交给周恩来。 三月二十一日这天，约八十万工人停下机器，走上街头，罢工、游行、武装行动连在一起。三十个小时里，工人纠察队和武装力量在街口、桥头来回冲杀，硬是把一座城市的局势扭了过来。 那三十个小时，给周恩来留下的不是一场“胜利纪念”，而是一整套城市武装斗争的经验。 怎么在敌人眼皮底下沟通，怎么让零散力量在关键节点拧成一股绳，怎么把政治口号和具体行动对上点，这些后来都用在了南昌。 四月十六日，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已经铺天盖地，周恩来向中央发电，建议重新组织武装起义，他心里看中的地点是湖南，想搞一场“湖南暴动”。 方案没有被采纳，共产国际拍板，把起义地点定在南昌，人却还是那拨人带头。 等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城里的枪声响起，周恩来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坐在最前面，贺龙、叶挺扛着两支主力军直面国民党反动派，朱德和刘伯承一边协调、一边筹划，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则在政治线上撑着。 三万多北伐军士兵，背后是这样一组搭配。 军事上，这场起义没能长久站稳，部队经历了撤退和损失；在党史、军史上，它的定位倒是被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声回击，中国革命自此走进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后来有人提议，把建军节改在秋收起义那一天，南昌起义在叙事里的位置，就这样被悄悄往后挪。毛主席听说后，评价很直白，说这是“乱弹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怎么能颠倒顺序？”在他心里，八一是“第一枪”，秋收是接着往下打，这前后不能拧着来。 他还特地讲过，“八一起义了不起，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领导八一起义的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是革命的功臣，我们应该永远牢记他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