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4日夜，长沙车站月台的站灯把钢轨照得雪亮。一列临时加挂的绿皮专列悄悄停下，罗瑞卿拄着手杖快步上车，他要赶在天亮前见到毛主席。几小时前，毛主席突然决定回韶山看看乡亲，罗瑞卿闻讯后只说一句：“非跟不可。”他的语速很快，像在发军令。 车门关好，列车滑出站台。包厢里，罗瑞卿向毛主席说明随行的理由——安全。毛主席笑着摆手，却顺势提出三点：别派军队，不要警察，行动自由并且要见群众。罗瑞卿沉思片刻，点头：“记住了。” 列车进入湘潭境内，窗外漆黑的田野被偶尔的闪电照亮，雨声敲在车顶嘈嘈乱乱。罗瑞卿没睡，他不断翻看简易警卫示意图，里面没写“卫队”，只画了几条撤离路线。他守着自己的原则，又不得不紧贴主席的要求，矛盾得很，却必须完成。 罗瑞卿这份执拗，在红军时期就已露端倪。1929年夏，他第一次与毛主席并肩走在闽西山路。那天毛主席随口问：“你是哪方人？”“四川南充。”毛主席笑道：“个头高，长子。”一句玩笑，把两人的信任线一下拉近。之后古田警卫、遵义转移、西安事变谈判，各种险局里罗瑞卿像钉子一样钉在毛主席身侧，久而久之，部队里流行一句话：“天塌了，罗长子顶着。” 解放前夕，毛主席要成立公安部。1949年5月，罗瑞卿刚准备随四野南下，电报却把他叫回北平。那天夜里，双清别墅灯光通明。毛主席直接问：“安全部这摊子你不上，谁上？”罗瑞卿沉默片刻，答：“干，一辈子做人民警察！”自此，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职位不算显赫，却要命——保卫核心，寸步不离。 1953年2月的黄鹤楼之行，是罗瑞卿“临战反应”的典型。毛主席临时兴起登楼，看江面春水。楼下摊贩与游人认出首长，蜂拥而至。罗瑞卿和几个警卫立成半圈，当人群越挤越近时，他拉着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挡在最前面，嘴里喊：“同志们，别挤！”直到众人被引向码头，毛主席登船离开，他才舒口气。毛主席戏谑：“一根绳子也能让你惊得够呛。”罗瑞卿擦了把汗，苦笑。 黄鹤楼的紧张感，与1959年的韶山形成对照。25日傍晚，专列停在韶山站，没有军号，没有敬礼，连站台都没清场——这是主席的第一条要求。夜色里，村口的油茶香风里飘。主席下车后，让所有人住进山脚的土屋，罗瑞卿却悄悄在屋檐放了暗号灯，灯灭则警卫就位。 第二天拂晓，警卫报告：“主席不见了。”罗瑞卿心头一紧，但没惊慌，大步跨过露湿的田埂，直奔毛氏宗祠后的那座松岭。果然，他远远看见毛主席站在两座旧坟前。土地潮湿，草脚漫过鞋面。罗瑞卿挥手，示意警卫别靠近，他自己轻轻折两枝青松，插在坟头。毛主席没回头，只低声说：“前人辛苦。”声音沙哑，却听得真切。 离开坟地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提议修墓。毛主席摆手：“就这样挺好。”话音平淡，却透着感念。回到老屋，主席把乡亲们迎进堂屋，从粮仓到稻田，谈得全是收成与孩子。罗瑞卿杵在门口，两眼不离梁柱与门槛，既履职，也让主席自由，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三天行程结束，主席准备返京。临行前夜，他与罗瑞卿坐在油灯下。灯火跳动，墙上映出两人影子，一高一瘦。“这趟回乡，你干得不错。”毛主席放下茶碗，“可别总把绳子当蛇。”罗瑞卿回答：“可要是真是蛇呢？”屋里响起两人相视而笑的声音，简单，却足够。 后来岁月急转。1966年罗瑞卿伤腿，拄拐成常态；1976年毛主席逝世，他拖着一条坏腿在灵堂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拒绝搀扶。1978年春，赴德治伤前，他说：“等我回来，就不坐轮椅，要把丢的时间夺回来。”八月，他倒在异国病房，再也没起身，终年七十二岁。 老警卫的故事至此收束。山河换了新貌，韶山的松枝依旧青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