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曲阜清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孔府发现大量的红白糖与茶叶。其中，红白糖已经融化了，但茶叶却很新鲜，都放在锡筒里，里面的茶叶砖有圆的，也有方的，以红茶为主。虽然，这些茶叶都很名贵，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难以喝到，但工作人员都规规矩矩地登记造册，并如实上交。 不就是点糖和茶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嘿，您还真别小瞧了孔府的排场。咱们翻翻历史的老账本，看看这“衍圣公”的日子究竟有多滋润。 说个真事儿。道光九年，也就是1829年，皇宫里头给孝慎皇后过生日。照理说，这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怎么也得摆个百八十桌吧？结果呢，道光皇帝出了名的抠门，那是真的“节俭办一切”。到了饭点，一群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王公大臣，每人就分到了一碗炸酱面。您没听错，堂堂国宴，就宰了一头猪，一人一碗面打发了。 可就在这帮大臣吸溜面条的时候，军机大臣穆彰阿递上去个折子，差点没把道光帝气得背过气去。 原来，山东巡抚打小报告，说孔子的第73代孙、衍圣公孔庆镕的老婆过生日。好家伙，这排场比皇后大多了！大宴宾客整整18天，光是顶级的鱼翅、海参宴席就摆了468桌，前前后后花掉了白银六万多两！ 六万两是什么概念？道光皇帝为了省钱，把后宫一年的开销定在了二十万两。也就是说，孔府办这一次生日宴，直接花掉了皇帝后宫小半年的生活费！ 这事儿把道光气得够呛，可气归气，他能把孔府怎么样？那可是“圣人”的后代，是历朝历代皇帝用来装点门面的“文臣之首”。只要孔府不造反，皇帝也得敬着三分，这哑巴亏，道光帝只能生生咽下去。 孔府的富，不光是钱多，更体现在“讲究”上。这“孔府菜”如今可是中国饮食文化里的一绝，但在当年，那可是实打实的特权和等级。 在孔府，吃饭不叫吃饭，叫“用膳”。厨房都分内厨房、外厨房、小厨房，光是伺候做饭的人就有几百号。孔府的宴席，那是等级森严。 最高一等的叫“燕菜席”，那是专门给皇帝、或者代替皇帝来祭孔的大员准备的，全是燕窝这种级别的硬菜；稍微次一等的叫“鱼翅席”，也是给高官吃的；再往下还有“海参席”。您听听，海参在孔府都只能排第三等。就这海参席，一桌下来也得二十多两银子，够一个普通农家过好几年的了。 据《孔府档案》记载，道光二年，孔府光是办年货，猪肉就买了三万一千五百三十多斤，香油买了近万斤。这数字，听着都觉得油腻。到了光绪年间，衍圣公孔令贻过三十岁生日，又是大宴十余天，摆了一千二百多桌，花了近十万两银子。 这种奢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孔府那几乎是“国中之国”的特权之上。 有人纳闷了，孔府也不做生意，哪来这么多钱？ 这就得说到孔府的特殊地位了。自打北宋册封“衍圣公”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笼络读书人，那是拼了命地赏赐孔府。给钱、给物、最重要的是——给地。 到了清朝，孔府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个省，拥有三十多个州县的土地，总面积达到了一百多万亩！这可是实打实的“大地主”。 有了地，就有了租子。孔府收租，那是出了名的狠。每年光是地租，少说也有四五十万两白银入账。这还不算，孔府还有特权，可以在曲阜当地收税，甚至拥有独立的司法权。 在乾隆以前，曲阜的县令基本都是孔家人自己当，孔府里头设有专门的“公堂”，处理家族和地方事务。这就意味着，孔府在当地，既是最大的地主，又是行政长官，还是法官。这日子，想不富都难。 所以民间有句话叫“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孔府”。朝代怎么换，皇帝姓赵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对孔府来说没啥大区别，谁来了都得给孔家磕头，都得给孔家送地送钱。这种几千年的积累，才造就了那个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红糖和茶叶。 回到咱们开头说的那个场景。 当解放后的工作人员走进那个库房，看到的不仅仅是化掉的糖和名贵的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那些红白糖，曾经是甜蜜和富贵的象征，但因为过度囤积，最终化为了一滩烂泥。这像极了旧时代的孔府，外表光鲜亮丽，内里却因为过度的特权和剥削，早已腐朽不堪。 而那些被封存在锡筒里的茶叶，因为密封得当，历经岁月依然茶香依旧。这或许也隐喻着中华文化中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孔子的思想精华，比如那些精美的文物——在剥离了封建特权和阶级压迫之后，依然能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更让人动容的，是那些工作人员的态度。 面对着满屋子的金银玉器、虎骨、鹿茸、熊掌、燕窝，还有那一般人几辈子都喝不起的普洱茶砖，他们没有一人私拿，没有一人贪占。他们拿着笔，在泛黄的纸上一笔一划地登记：红茶若干箱，锡筒若干个，形状圆方不一…… 这简单的举动，宣告了特权阶级的彻底消亡。这些曾经只属于“圣人后代”的民脂民膏，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成为了国家的财产，成为了博物馆里供后人凭吊历史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