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1962年台北医院，弥留之际的梅贻琦，手指仍紧紧扣着一本牛皮账册。 账册封面已被磨得发亮，内页是他工整的蝇头小楷，每笔收支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守护这本账册背后的清华基金，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执念。 这份执念的源头，并非1949年的南渡抉择，而是更早的1920年代。 彼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梅贻琦，在清华任教不久。 目睹当时高校校长独断专行的弊病，他率先提出设立教授会的构想。 他在教职员工大会上直言：“大学治校，当听教授之言，而非校长之命。” 这一主张在当时引发热议，不少保守派认为他“逾越本分”。 但他坚持推进，逐一向老教授沟通，最终促成清华教授会成立。 教授会有权审议课程设置、任免教师，甚至参与学校经费分配。 这一制度后来被西南联大沿用，成为战时办学的重要保障。 思绪拉回抗战时期，昆明的雨季漫长而潮湿。 西南联大的校舍是简陋的土坯房，雨天上课，屋顶漏雨成常态。 梅贻琦牵头成立的“清华服务社”，此时已颇具规模。 服务社不仅经营日用百货，还承接了当地的印刷、运输业务。 他亲自制定服务社章程，明确利润优先补贴教职工，且账目全程公开。 有次服务社盈利超预期，会计提议留存部分扩大经营。 他却坚持全额发放补贴：“盈利本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心教书。” 他自己的补贴却和普通讲师持平，从不搞特殊。 夫人韩咏华看不下去，偷偷做点糕点售卖贴补家用。 他知道后没有阻止，只是叮嘱：“别耽误了给学生备课的时间。” 抗战胜利后，梅贻琦带队返回北平清华园。 眼前的校园满目疮痍，图书馆书架倒塌，实验设备仅剩残骸。 政府批文迟迟未到，办学经费毫无着落。 他没有等待，立刻联系留美时的友人，筹备赴美争取基金。 出发前，他把教授会成员召集起来，委托全权处理校内事务。 在美国的三个多月里，他每天奔波于各大基金会之间。 为了节省开支，他住最便宜的旅馆，吃面包就白开水。 最终成功争取到多笔专项拨款，为复校奠定了基础。 返回北平后，他每天清晨六点准时到校，和工人一起巡视工地。 有工人反映建材质量问题，他当即要求停工返工。 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他却说：“校舍是给学生用的，不能含糊。” 1947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教授薪资大幅缩水。 物理系有位年轻教授要辞职去工厂谋生，梅贻琦连夜登门。 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拿出账本，一笔笔算清学校的收支。 最后说：“我知道你难，学校也难，但校门永远为你敞开。” 那位教授最终选择留下，后来成了领域内的知名学者。 1949年，时局愈发动荡，清华基金的归属成了难题。 美方明确告知，只有梅贻琦亲自管理，基金才能继续划拨。 学生们得知他可能南渡，围在校长办公室外苦苦挽留。 他站在窗前，看着熟悉的校园，沉默了许久。 最终只留下一句话：“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 离开北平前，他花了三天时间，亲手重新誊写清华基金账目。 每一笔款项的来源、用途都标注得明明白白，没有丝毫含糊。 南渡之后，他拒绝了多个行政职位的邀请，一心筹备新竹清华大学。 建校初期，他亲自选址、规划校舍，沿用北平清华的教授会制度。 为了吸引师资，他亲自写信给海外的清华校友，一一邀请回归。 有校友担心办学条件艰苦，他回信：“有清华精神在，便不愁办学。” 1954年，儿子梅祖彦独自返回大陆，父子二人从此隔海相望。 他没有阻拦，只是在信中叮嘱：“无论在哪，都要坚守本心。” 此后多年，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新竹清华的建设中。 直到1962年病逝，他都没有离开校长岗位。 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他除了那本账册，只有几件旧衣和书籍。 没有任何存款，也没有任何房产，真正做到了一生清贫。 如今，新竹清华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一脉相承。 两校都保留着教授会制度，传承着梅贻琦的教育理念。 他当年守护的清华基金，也一直用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梅贻琦的名字，早已和清华紧密相连。 他用一生践行的“干净的骨头”，成了教育界的精神标杆。 这份坚守纯粹、守护教育的初心，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 信源核查:新华社《国家相册》第74期"大师的背影" 清华大学校史馆官网《梅贻琦与清华基金》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