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34年，俞鸿图被腰斩后迟迟没有死去，上半身一直在地上打滚，口中不断发出惨叫声，并用手蘸着自己流出的血在地上写下7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 这一幕让旁观者腿软心惊，监斩官也愣在原地。消息送入宫中时，雍正看着奏报上那一行行描写，心中震动良久。 谁能想到，几年前，这个人还是朝廷寄予厚望的清官。俞鸿图出身读书人家，少时刻苦攻读，康熙五十一年中进士后入仕，历任地方官，办事干练又不贪不占，在广东主持乡试时取士公允，因清正名声被挑去做河南学政，负责一省学务和岁、科两试。 雍正十分看重这个位置，早就下令学政必须品行端方，不得擅自带眷，不得与地方权贵勾连，以防科场舞弊。起初，俞鸿图确实谨慎行事，拒绝收礼，不愿与富家大户过从甚密，下属奉上的礼盒他一律退回，一些高官的厚礼，他就让家人代为推辞，说自己不在府中。 但规矩终究被人钻了空子。版本各异的传闻中，有的指向妻子林氏，有的指向随行小妾，指向的都是那个在他身边掌管内宅的女人。 面对清贫日子，她不甘只靠微薄俸禄，便私下接下了原本被他退回的礼物。 尝到甜头后，她将目光投向考题，拉拢仆人，利用俞鸿图拟定试题、出入考院的机会，将题目抄在纸上，藏进他的官袍里，再由伺候穿脱衣服的仆人取出，交给外头的接头人。 河南城里的几家油店成了联络点，付过定银的考生在那里拿题，事后再通过同样的渠道把银子转给在京的俞家人。 经后来的查验，仅岁考一场，就有二三十名考生提前买到试题，加上自首的，前后涉及四十余人，收受的银两粗略一算在一万四千两上下。 纸包不住火，有新科举人在外喝醉，说漏了嘴，又有人在花楼听到“考前得题”的吹嘘，风声一路传到正在河南查黄河的河东总督王士俊那里。 他做了初步调查，觉得情况严重，便密奏雍正。雍正勃然大怒，派户部侍郎陈树萱带旨赴豫，一查到底。 几个月的明察暗访之后，从油店账册、抄题纸张，到考生自首口供，再到官袍夹层中搜出的誊抄卷面，证据一件件摆到案卷里。 俞鸿图被押入狱，对收银一事实难抵赖，只能辩称是一时迷昧，指认地方官与仆人、小妾为同党，希望能从宽发落。 案卷层层上呈，刑部原拟斩刑，雍正看完却愈发愤怒，在朱笔处将“斩”改为“腰斩”，并点名让俞鸿图的亲家邹士恒监斩，又吩咐不得事先把刑名透给俞家。 朝中许多人认为，此案动摇科举根基，科场舞弊当重罚不贷。行刑那日，俞家并不知道是最残酷的腰斩，自然无从打点刽子手，刑台上那一刀，便偏低了寸许，也多出了一个多时辰的撕裂之痛。 事后继续追查，小妾与部分仆人皆伏法，舞弊细节被一一拼起。雍正看到监斩官关于刑场惨状的奏报，心头第一次真正直面腰斩这种刑罚的残酷。 他虽仍认为俞鸿图身为学政，违令带眷、监管不严，纵使不亲自伸手，从制度责任上也难辞其咎，但一个人在极度痛苦中连写七个“惨”字的结局，还是深深刺痛了他。几经思量，他下旨废除腰斩之刑，命令封存相关刑具，自此这一酷刑退出历史舞台。 这起案件之后，朝廷一面追缴贿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一面重新收紧对科举主考的约束，明确规定学政不得带家属驻外，主考家眷不得接近考院周边，以防重蹈覆辙。 俞鸿图从清名在外到身首异处，他用血写下的七个字，不仅是个人悲剧的注脚，也提醒着后人：制度可以严苛，惩罚可以沉重，但一旦越界到以酷刑示威，难免在惩恶之外，又添一层人性的残忍。雍正封刀之举，既是对一名失足官员的终点，也是对那个时代刑罚尺度的一次迟来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