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知青戴建国不顾家人的反对，迎娶傻姑程玉凤为妻。新婚夜，戴建国哭着解开她的衣扣，谁料，程玉凤却抬手给了他一拳。 戴建国离开上海那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北疆已经飘起了雪。火车一路向北，把这个浑身带着城市气息的青年，送到了黑龙江逊克县这样一个偏远的小村庄。 这里土地粗粝，冬天漫长，知青刚到时，锄头拿不稳，犁地不成条，村里人看在眼里，悄悄给他贴上了“书呆子”的标签。 就在他最窘迫的时候，程玉凤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个在黑土地上长大的姑娘，动作利落，性子爽朗。她在田里笑他笨，却又耐心示范如何使劲下锄、怎样分辨庄稼的长势。 白天她带着他在地里摸爬滚打，晚上他拿出从上海带来的书本，在昏黄的油灯下教她识字。一次次的对视和笑声中，两颗年轻的心悄悄靠近。 那一天两人并肩走到河边，谈起各自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憧憬。谁知这样单纯的散步，被人看在眼里，很快就被添油加醋成不守规矩的传闻。流言传到程玉凤父亲耳中，他勃然大怒，觉得城里来的知青迟早要走，不能把女儿的终身赌在这样一段“来路不明”的感情上，当机立断要替她另找婆家。 临近春节，戴建国按规定回上海探望老母。他不知道，自己前脚离开，程家就已经定下了婚期。婚礼当天，程玉凤哭着不肯上轿，被几个壮汉硬生生抬到门口。 就在要跨进男方家门槛的那一刻，她的情绪彻底崩溃，笑声和哭声搅在一起，随后昏厥吐血，从此神志不清。有人说她是被逼疯的，也有人说这是报应，村里议论纷纷，却没人真正顾得上她的心。 成亲那天，她曾给远在上海的戴建国发过电报，请他来救自己。电报却阴差阳错没有送到。 等他回来听到她被迫出嫁又变疯的消息时，只觉得眼前发黑，后悔自己当初离开得太匆忙。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像躲着什么一样埋头在工作里，心里却始终装着那个在田埂上教自己挥锄头的姑娘。 1979年，他回村给即将返城的知青送行。走在熟悉的小路上，他突然看见路边有个衣衫褴褛的疯女人，踉跄着在风里乱晃。 走近一看，那张脸正是刻在他记忆深处的程玉凤。她目光涣散，口中喃喃自语，仿佛被困在某个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里。这一刻，他心里那块压着多年的石头一下子塌了。 回过神来，他径直去找程家人，提出要娶程玉凤。父母一句“你知道她已经疯了吧”，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却并没让他退缩。 他只说自己早就知道，也早该回来，只是如今想用余生去弥补。在愧疚与感激交织的目光中，程家终于点头，把女儿交给了这个被他们曾经怀疑过的知青。 新婚之夜，他轻轻抱着她，替她解开衣扣，想给她一个完整的拥抱。谁知她突然挥拳打向他，嘴里喊着“我不嫁人”，像是还停留在那场被迫婚礼的门槛前。 他鼻血直流，眼泪也止不住，却只是紧紧搂住她，轻声说“是我，戴哥回来了，以后不会再走了”。 从那以后，日子远谈不上浪漫。她时常无故发作，打人骂人，有时整夜不眠。他白天在村里教书，晚上回到家就守在她和孩子身边。 1980年，孩子出生了，这个新生命给了他力量。他一边替她收拾残局，一边在她发病时一次次重复那句“我在”，仿佛也在给自己打气。 漫长的岁月里，他用最笨拙也最坚定的方式陪在她身边。有人只看到他娶了一个傻媳妇，有人悄声议论他图个什么，他却从不辩解。在他的照护下，程玉凤的状态慢慢平稳，眼神偶尔变得清亮，甚至会在阳光下露出一丝久违的笑。 为了给妻子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他在1997年带着一家人回到上海，从知青时离开的地方重新落脚。城市的节奏与乡村不同，他一次次地在医院和家之间奔波，仍旧亲自陪她散步、聊天，耐心帮她找回被时间和伤痛冲散的记忆。 2010年的一个午后，一家人坐在餐桌旁吃饭，原本习以为常的沉默被突如其来的呼喊打断。程玉凤忽然放下筷子，望着对面的人，一字一句喊出了丈夫和孩子的名字。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他握着她的手，泪水止不住往下掉，多年的愧疚和等待终于有了回应。 从黑龙江的雪地到上海的街巷，他们用几十年走完了许多人一辈子也不敢走的路。 别人眼里，这是一段知青时代的旧事，是一桩“傻媳妇”的传奇；对戴建国来说，这不过是履行一个承诺，用一生去守护当年那个在田埂上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爱情有时并不轰轰烈烈，只是在最难的时候不转身，在最苦的时候不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