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欲举家北上，妻子陈碧莲却不愿从，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郑洞国向来不愿强人所难，于是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来信提出离婚的要求，郑洞国很是伤心气愤，但不愿为难她，也就签了字。 郑洞国是湖南石门人，黄埔一期毕业，在国民党里算得上资历深、名声正的人物。抗日时期，他指挥过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外围战，也曾在印缅战场与盟军并肩作战，是蒋介石颇为倚重的战将。可到了1948年长春围困，他选择放下武器，促成和平解放，这让他在共产党这边赢得了尊重，也才有了后来出任水利部参事的安排。这样一个在战火里走过来的男人，一向看重情义和责任，却在家庭生活里吃了这么大的亏。 他和陈碧莲的结合，原本也算是一段佳话。陈碧莲出身书香门第，家境优渥，年轻时容貌秀美，在上海社交圈颇有名气。抗战胜利后，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彼此欣赏，很快结婚。婚后一段时间，感情还算融洽，但随着时局变化和各自生活环境的不同，裂痕渐渐显现。郑洞国常年在外奔波，先是解放战争，后是投身新中国建设，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陈碧莲则习惯了上海的舒适生活，对北方的干燥寒冷和简朴节奏难以适应。 1952年，郑洞国接到任命，要去北京上任。他希望一家人一起搬到北方，既是工作需要，也是想借此让婚姻回到平稳的轨道。可陈碧莲坚决反对，直言自己受不了北方的气候和生活条件。郑洞国心里明白，她并非不讲道理，而是真的不适应。他不想勉强，于是决定独自北上。出发前，他还嘱咐秘书帮忙在上海照看妻子的生活，尽量不让她感到冷落。 然而，分居带来的距离并没有缓和矛盾，反而让彼此的隔阂更深。陈碧莲在上海的朋友圈依旧热闹，而郑洞国在北京忙于水利部的繁重工作，常常加班到深夜。信件成了唯一的沟通方式，但文字终究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交流。一年之后，陈碧莲的信送到北京，内容简短直接——她提出了离婚。 郑洞国看完信，心里一阵刺痛。他不是不明白，妻子做出这个决定有多么艰难，但他依然感到伤心和气愤。伤心的是，多年的夫妻情分竟抵不过生活习惯的差异；气愤的是，自己在尽力体谅和包容的情况下，还是走到了这一步。不过，他终究不愿为难对方，也没有拖泥带水，很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这段婚姻的结束，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议论。有人说，郑洞国是大度的，既然妻子不愿同赴北方，就不该强留；也有人觉得，他太过迁就，才让婚姻走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事实上，郑洞国的选择反映了他一贯的行事风格——重情但不纠缠，遇事尽量为他人着想。这种性格让他在战场上赢得了士兵的敬重，也在政治环境中获得了各方的认可，只是在婚姻里，这种风格没能守住家庭。 离婚后的郑洞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参与了中国早期的水利规划和建设，走遍了大江南北，为治理江河、修建水库倾注了大量心血。工作之余，他生活简朴，不喜应酬，把时间花在读书和思考上。虽然感情上受过伤，但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抱怨过前妻，也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认真态度。 陈碧莲后来一直生活在上海，过着平静的日子。她与郑洞国再无交集，但这段婚姻的存在，成为两人人生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对于郑洞国来说，失去的不仅是一位妻子，更是曾经对家庭生活的美好期待。不过，他选择了接受现实，把个人的情感放在更大的责任之后，这或许正是他能在历史变革中稳步前行的原因之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