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中国核计划陷入困境，然而一位苏联专家临走时却说：“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此时，王淦昌在学术领域刚取得突破，有关部门找到王淦昌时，54岁的他思索片刻，回复：“我愿以身许国！”
在1959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夏天，苏联专家突然撤离，中国核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一位专家临走时的神秘话语，点明了一个关键人物——王淦昌。他刚在粒子物理领域获重大发现，却面临国家召唤。这位54岁科学家会如何抉择？一切悬念从这里展开。
王淦昌1907年生于江苏常熟一个普通家庭，早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后由母亲抚养，母亲去世时他仅十三岁，与外祖母相依为命。他通过自学，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期间勤奋钻研基础知识，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丽丝·迈特纳，专注β衰变谱研究，1934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他提出用云室研究高能射线想法，虽未亲证中子发现，但奠定粒子物理基础。1941年建议β捕获检测中微子，后被他人证实。
1950年代领导宇宙射线研究，在云南落雪山建实验室，团队记录中性介子衰变照片数百张。1956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任研究员，1960年团队从四万张气泡室底片中确认反西格玛负超子存在，这一粒子衰变为反中子和负π介子，国际物理界广泛认可。
中苏关系从1950年代末出现裂痕，苏联担心中国核发展影响国际格局，1959年6月单方面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国核项目失去支撑，设备安装中断。
1960年7月撤离行动启动，到8月底1390名专家全部回国，带走图纸仪器，核反应堆建设停滞，铀浓缩工厂生产线闲置，科研院所技术空白明显。
在北京核物理研究所，111位苏联专家离开后，中方人员整理残余笔记，高纯度铀提炼和爆轰实验数据缺失导致模拟失败。 一位即将离开的苏联专家对中方同事低语，强调王淦昌的价值。中方记下此话，汇报上级。
当时王淦昌仍在杜布纳，刚刚完成反西格玛负超子观测，站在显微镜前比对轨迹。国内有关部门通过电话联系，他听取核项目需求后，回复愿以身许国。
之后他整理资料，登上返程航班，落地北京直接去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室，与部长刘杰讨论任务。他化名王京，切断外部联系，家人只知出差，实际前往河北怀来县基地。那里他领导一千多次爆轰实验，在靶场调整炸药模型，观察冲击波，逐步解决内爆机制。
1963年团队转至青海高原，海拔三千米，他戴氧气面罩计算数据，指挥聚合爆轰测试。之后移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上搭建实验室，指导组装探测器，校对参数。这些努力确保原子弹设计可行。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提升国防能力。三年后1967年6月17日氢弹试爆成功。他在指挥室核对数据，确认参数。
1969年作为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领导首次地下核试验，9月22日完成，后续测试在高海拔进行，使用氧气设备。1978年，他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院长，推动核电项目，提出激光核聚变方案。
1998年12月10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次年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3年一颗小行星以其名命名。
王淦昌一生从粒子物理转向核武器研制，放弃个人荣誉机会，体现科学家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