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由于成分不好，知青赵方奎9年都没能回城。队里得了个县邮电局招工名额，不看成分，可赵方奎却拒绝了。 这一下，把红旗大队的人都惊住了，真不夸张。谁家做饭时都得顺嘴念叨两句，连场院里晒谷子的老太太都摇头。上心的人不少，记得最清楚的是会计李有根，他打算盘的手都停了半晌，叹了口气说这小子轴。可赵方奎跟往常一样，天还没亮就去挑水，回头把破庙的窗缝堵一堵，碗柜里找出一截铅笔芯削一削。孩子们背书，他在门口听风声，看看是否又要落雪，怕孩子穿得薄。那些细碎的事儿，叠起来就成了他每天的日子，没有啥响动，却扎实。 秋收过后，白天上课，晚上他点一盏油灯，给大人开识字班，妇女多，腰里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碱水味儿。屋里没有黑板，他就用废麻袋刷成白面，钉在墙上，写大字，读报，从“粮票”“布票”讲起，一句一句抠词眼。队里有台坏收音机，他拆开拿针头焊，半夜里能鼓捣出个响儿，第二天就让孩子们围着听新闻，告诉他们外头的风换方向了。小顺子爱钻牛角尖，见算盘拨得溜，他就让孩子用火柴盒串铁丝做个小算盘。人家说他把学校当家，他也不反驳，笑一笑，继续忙。 到了冬天，一场大雪压塌了庙檐的一角，土坯掉下来，砸裂了课桌的边。没办法，他带着大孩子把桌凳挪到牛棚旁边的空棚子里，门口挂上一层塑料布挡风，脚下垫秸秆，手背被冻得开口子。晚上他把自己的棉背心拆了，缝成门帘，缝线歪歪扭扭，遮风还管用。有人说他倔，有人说他心眼大，这话传着传着，就有人悄悄把一捆柴火和半袋麦麸放在门口。娘的信也来得勤，字歪了，墨印在纸上花成一团，他摸着那纸，心里一热一凉，第二天把攒的票包起来托人往城里捎药。 雪一化，地里出青，他领着孩子在庙后挖坑，没选白杨，挑了几棵槐树，省水耐活，夏天也荫凉。孩子们把旧瓶子洗干净挂在枝头，当风铃，写上生字，一吹就响，读起书来更起劲。集上来了旧书摊，他当场挑了几本，翻背影也破了，照样抱回去糊封皮。周末他去公社口写信代笔，帮人给在外地的兵娃子写家书，挣下两张粉笔票，顺手又问问文化站的消息。文化站的年轻女干事说，扫盲要搞起来，让他帮忙统计名单，他点头，说乡亲们认字不占地儿，咱干。 又到麦黄时，暴雨把通往二队的土桥冲出个坑，孩子过不来，他就绕远，踩着淤泥挨家叩门，冲着屋里喊明天换个路口集合，别掉沟里。他背着小个子的走过稀泥，裤腿上结了厚厚一层泥壳，到了棚下才用木棍敲掉。嗓子一天到晚喊，晚上就用盐水漱漱，第二天照旧站在前面。他把邮电局的名额让出去的消息，后来才传到老陆耳朵里，老陆家里四个娃，咬着牙去报了名，年底领了薪水，给孩子添了棉袄，这事在村里也就有了个踏实的落点。 风口的事也不是没吹到他这儿。公社来了个干事，女的，脚步利索，拿着卡片册来摸底，说要登记民师情况。她翻孩子们的作文本，抬头问他怎么备课，他把那本被油手摸花了的《算术》递过去，说夜里抄的，别嫌脏。她没多说啥，回身把墙上用墨刷出的“早上读一页”照着记下，临走拍了拍他袖子，说回去给领导说说看。过了半个月，他接到通知去县里短训，回来时胸前别了个小牌，写着“民办教师”，每月能领一点点补助，他把第一笔钱换了两盏玻璃罩，晚上课堂一下子亮堂了。 再往后，电线拉到了村里，灯泡一亮，孩子们拍着手叫好，庙墙外面贴着他写的新课表，连周二的夜校也规整。有人打听他后悔不，毕竟去邮电局穿制服多体面，他笑笑说穿啥都得把扣子扣好，扣不齐也白搭。娘的病一阵好一阵，他往返两趟县城，托人买了个软枕头，怕她躺得硬，他还惦记着给她讲孩子们的笑话，让老人家能睡个稳觉。夏天的风拐过槐树，叮叮当当的风铃响，孩子们一字一句跟着读，他在门口抻了抻衣襟，心里盘算着下个学期要把地理课也带起来。若是你当年在场，你会怎么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