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汶川地震，成都军区一军长猛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愤怒地说道：“胡闹，她

2008年的汶川地震，成都军区一军长猛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愤怒地说道：“胡闹，她都83岁了，怎么还可以到前线参加救援工作，快派人把她送回去！”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2008年5月17日，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成都军区指挥部内，一位军长猛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胡闹，她都83岁了，怎么还可以到前线参加救援工作，快派人把她送回去！”   可当他转过身，看到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弯腰检查灾民的瞳孔，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稳稳地翻开眼皮，专注得像个年轻医生，到嘴边的训斥变成了一声叹息：“给陈老撑把伞。”   这位让军长又急又敬的老人叫陈菊梅，是解放军302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她拄着木棍，脚肿得穿不进鞋，就用布条把脚裹紧，一步步走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上。   有人劝她戴口罩，她摆摆手：“这里又不是瘟疫区。”她的判断来自职业敏感，更来自数十年在传染病一线积累的经验。   陈菊梅1925年出生在浙江天台的普通农家，那个年代医疗匮乏，她小时候眼看着乡邻因病离世却无力回天，这份无力感让她立志学医。   1940年代，她考上浙江医学院，是班里唯一的女生，别的女孩可能会被解剖课吓退，她却半夜溜进停尸房摸骨头，硬是把解剖学啃得透透的。   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为首批赴苏联深造的传染病学留学生，别人四年的课程她三年就读完了，回国后她没选择大医院的安稳岗位，直接去了人人避之不及的302医院。   那是专门收治传染病患者的地方，很多年轻医生怕被感染都不愿来，她却觉得越危险的地方越需要有人守着。   1970年代，中国肝炎患者众多，死亡率居高不下，陈菊梅在临床中发现一个细节：有位老病人长期吃含五味子的安眠药，肝功能竟然好转了。   她抓住这个线索反复实验，最终研制出降酶药物“肝得安”，让重症乙肝死亡率从85%降到38%。   为了不让身体小毛病拖累科研进度，47岁那年她做了个惊人决定：拔光所有牙齿，切除扁桃体和阑尾，术后她靠流食撑着，继续泡在实验室里。   2003年非典来袭，78岁的陈菊梅主动请战，她是第一个登上央视做防疫科普的专家，告诉公众通风就能稀释病毒，不必过度恐慌。   她带着团队四天四夜没合眼，编出全军第一本非典防治手册，有年轻医生心疼她，她反问：“我研究呼吸道传染病几十年，我不去谁去？”   汶川地震时，她再次请求上前线，那根拄着的木棍不只是支撑身体的工具，更是她的“探测器”，她用木棍蘸起泥水闻味道，判断出粪便污染的风险，立刻指挥转移帐篷区。   在绵竹化工厂液氯泄漏现场，所有人都在往外跑，她却逆着人流冲进去，用木棍指着风向标大喊疏散方向，3000多名群众因此躲过中毒危险。   那些日子里，她的脚踝溃烂化脓，走一步疼一步，晚上还要修订防疫手册，增加震后尸体无害化处理的具体步骤。   全国哀悼日那天正好是她83岁生日，军长端来一碗用压缩干粮熬的长寿面，帐篷里马灯摇晃，她捧着饭盒笑着讲起当年朝鲜战场上伤员互相让炒面的故事，仿佛眼前的苦累根本不算什么。   晚年的陈菊梅患上帕金森病，手抖得厉害，她就用左手压住右手写处方，实在去不了医院，就在家里开了个小诊室，免费给街坊邻居看病。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95岁的她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还在审阅诊疗方案，颤抖的手写满批注。   2021年她走完96年人生，按遗愿把遗体捐给医学院，解剖时，医生们看到她脚踝上汶川留下的伤疤，看到布满病变的肾脏，还有那副为科研牺牲的空荡荡的颌骨，那是刻在身体里的勋章，也是一堂无声的课。   当年那位军长的“胡闹”里，藏不住心疼和敬意，陈菊梅用一生证明，医生这个职业从来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信念，年龄不是界限，责任才是方向。   她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一句朴实的话：“我是军人，也是医生，这里就是我的战位。”这份坚守，比任何誓言都更有力量。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中国妇女网——她走了，91岁还坚持出诊，83岁时还跑到汶川地震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