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的一个小山村里，临终前对小29岁的妻子潘兰珍说道：“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提起陈独秀，很多人的印象都还停留在那个激扬文字的领袖，或是后来黯然退场的悲剧人物，但如果你真的走进他被开除党籍后的晚年，会发现“悲剧”两个字太单薄了。 那段岁月，其实是他一生“风骨”的终极展演，一种撕裂又统一的风骨，对外，是拒绝一切的坚硬，对内，是全然信赖的柔软。 他给自己画了条底线的，谁也别想跨过去。国民党那边不是没动过心思，想花大价钱让他出山，牵头搞个新党派反共，他连眼皮都懒得抬。 钱？他更不稀罕，以前的部下也好，变节的叛徒也罢，不管是任卓宣送来的，还是张国焘转交的支票，他一概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干干净净。 这份固执，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他曾写一本《小学识字教本》，稿费预支了一万大洋，这在当时能救活一家人了。 可就因为教育部长陈立夫觉得书名不妥，想让他改掉“小学”二字，他死活不干，在他看来，“小学”是音韵学、文字学的正经名号，是学术尊严，怎么能说改就改？于是，书稿烂在手里，钱到死都没动过一分。 要知道，这份硬气，是他得变卖自己的衣服换吃的，是他和妻子潘兰珍在四川江津的小院里，靠着他微薄的稿费和她种的几畦菜苦苦支撑而换来的。 可就是这么一个对外铜墙铁壁的人，却把唯一的柔软和全部的信赖，给了一个女人，潘兰珍，他们的相遇，本身就是一场相互的救赎。 一个是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两年内痛失三个子女的男人，另一个，是四岁到上海，父母双亡，十来岁就在纱厂做工，还被工头欺凌失掉孩子的苦命女人。 两个被命运碾碎的人，就这么走到了一起，他不嫌她文化低，教她认字，她也不管他是什么大人物，只是默默为他洗衣做饭，用日常的烟火气，把他从死水般的生活里一点点捞出来。 他被国民党抓进南京监狱，所有人都劝她快跑，她却反而在监狱旁租了间破屋住下，风雨无阻地照料。 南京大轰炸时，监狱屋顶都被炸飞了，陈独秀躲在桌子下侥幸活命，第一反应是催她赶紧走，可她就是不肯。 这种生死相随的陪伴，让陈独秀在狱中还能安心写作，保住了精神世界的最后一寸领地，所以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与她正式结婚，把这份感情昭告天下。 陈独秀的晚年，他对整个世界竖起了浑身的尖刺，却唯独为潘兰珍留出了一片可以相拥的废墟。 这种拒绝与接纳，共同塑造了一个没有被时代洪流压垮的独立人格，他和潘兰珍的故事，也早已不是简单的爱情，而是他一身风骨最温暖、最不可或缺的底色。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风雨相伴十二年——陈独秀与潘兰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