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1941年，当无数人想逃离中国的战火时，这位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却带着他的美国妻子克拉拉，踏上了回国的邮轮。 那是一趟长达50多天的艰险旅程，在日军巡逻的阴影下，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祖国建立现代遗传学。 他做到了，先是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然后在1946年，年仅34岁的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成了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之一。 无数个深夜，人们都能看到他在煤油灯下伏案的身影，他把所有热情都倾注在了那个宏大的梦想上。 然而，时代的风向在1949年之后急转，学术界开始全面倒向苏联，李景均所坚持的摩尔根遗传学，与北大领导乐天宇极力推崇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成了水火不容的两极。 冲突的爆发点是一场会议，他当众指出了乐天宇理论中的硬伤，这无异于点燃了火药桶，很快，他被免去了系主任职务，讲课资格也被剥夺。 他走进教室，准备上他主讲的遗传学课程，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的课，被无声地叫停了。 办公室的门牌被悄悄摘下，图书馆借书卡上他的名字被一道道黑墨划掉，一个学者的身份，就这样被粗暴地抹去。 最沉重的打击发生在1950年的元旦，他发现自己实验室的锁换了，当他终于设法进入后，看到的是他精心培育多年的果蝇研究样本被随意丢弃，已经发霉腐烂。 即便如此，他还试图用学者的体面进行反抗，他翻译了李森科的著作，却在序言中埋下不易察觉的讽刺。 但对手的回应是更为恶毒的攻击，他们抓住他妻子的美国身份大做文章，给他扣上了“里通外国”、“亲美反苏”的帽子。 他以身体不适为由，他独自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在香港九龙一家小旅馆里，他一待就是14个月，生活窘迫，前途未卜。 幸运的是，一位康奈尔的同学联系上了他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赫尔曼·穆勒，一封封电报往来，为他争取到了工作和签证。 1951年，李景均全家赴美，在匹兹堡大学开启了人生的下半场，他那本在中国写就的《群体遗传学导论》，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成为了该领域此后二十年的入门圣经。 在美国，他的学术生涯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推动确立了临床试验中沿用至今的“随机分组”和“双盲对照”原则，1960年，他当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 主要信源：（科学网——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其人其书及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