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一次游泳过后不慎患上重感冒，经介绍求助一位老中医，但那位中医却说：“必须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否则我绝不会下笔！。” 毛主席打小就喜欢游泳，湖南湘江的水，滋养出他对这项运动的偏爱。 建国后公务繁忙，作息乱得没章法，保健医急得团团转，劝他多走动活络筋骨，他总笑着应付过去。 后来知道他爱游泳，保健医干脆跟毛主席约好，每周固定去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馆，这样运动量就有了保障，毛主席倒也乐意，慢慢把游泳当成了生活里少不了的事。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想着去海水浴场放松放松，没想到游泳上岸后没注意，竟得了重感冒。 那时候毛主席正被失眠缠得难受，休息不好，感冒就跟着加重，可他不愿麻烦身边人，一开始没吭声，硬生生扛了几天，等身边侍卫发现时，毛主席咳嗽、头疼得都影响工作了。 保健医急得团团转，西药换了好几种，效果都不明显，消息传到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耳朵里，他跟毛主席是多年好友，急得立马赶过来。 看着老友难受的样子，舒同突然想起一个人，山东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刘惠民。 这刘惠民可不是普通大夫，抗战时当过八路军医务处主任，医术扎实，后来回乡开了药铺，周边百姓有疑难杂症都找他。 舒同当天就开车找到刘惠民，拉上他就往青岛赶，毛主席身边的保健医一听来的是刘惠民，都松了口气，早就听过他的大名。 刘惠民搭脉看舌苔，没多会儿就有了判断，转身开药方时，保健医凑过去一看，脸都变了。 药方里有些药材毒性比普通药材强，保健医当场就反对，毕竟是毛主席的身体，谁敢随便冒险。 刘惠民脸色也沉了下来，他行医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患者安危，更何况眼前是国家领袖。 他跟保健医解释，这些药材看着毒性大，但搭配起来对症，用量把控好绝不会出问题。 可保健医还是不放心，双方僵在那儿，舒同看在眼里，赶紧去跟毛主席说明情况，毛主席听了反倒笑了，让舒同告诉大家，相信刘大夫的判断。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定了，没想到刘惠民这时开口，说要开药方可以，得答应他三个条件。 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了，舒同也有点意外，忙问是什么条件。 刘惠民说，得让舒同全程陪着抓药、亲自看着煎药，最后还得盯着毛主席把药喝下去。 这不是刘惠民摆架子，是把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那时候中医常被质疑，更何况给毛主席治病，用药还偏有争议，他这么做，既是向所有人证明药方没问题，也是用这种方式立下“军令状”。 舒同明白这层意思，当场拍板全答应，还说要是有任何问题，责任他一个人担，毛主席听说后也打趣，舒同同志担保了，我不怕。 后来是舒同夫人陪着刘惠民去抓的药，抓药时刘惠民特意多抓了味酸枣仁，还反复交代，得把生的和熟的混在一起捣成末才能用。 原来他搭脉时就看出毛主席失眠严重，这味药是专门安神助眠的，生熟合捣的法子是他多年行医的经验，比单独用效果好得多。 煎药时刘惠民也守在旁边，火候、加水多少，每一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生怕出半点差错。 药喝下去没两天，毛主席的重感冒慢慢好了，更让人惊喜的是，缠了他好久的失眠也没了，晚上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 这下所有人都服了，之前反对的保健医也对着刘惠民竖起大拇指，毛主席也高兴，临走前特意在青岛的住所请舒同夫妇和刘惠民吃饭，当面感谢他。 现在总有人说中医是“慢郎中”，甚至质疑中医的效果，可刘惠民这事儿就摆在这，对症了见效一点不慢。 关键是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刘惠民不光治好了感冒，还看出了失眠的根儿，顺带一起解决，这就是中医的精髓。 他一个老中医，面对的是国家领袖和一群专业保健医，没有点底气和担当根本不敢开口，他要的不是特权，是对自己医术的自信，也是对患者的负责。 毛主席之前也接触过中医，但这次亲身经历让他彻底认可了中医的价值。 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开始推动中西医结合，让西医也学学中医的辨证思路，还鼓励中医传承发展。 那时候不少外国人觉得中医是“玄学”，可刘惠民这一手，让他们实实在在看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