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中日一有冲突的时候，在中国的日本人没听说抢着回日本的，起码表面上看，依然该干嘛干嘛。其实答案很实在，不是他们不想回，是真没必要回，这里的日子比在日本还舒服安稳，犯不着折腾。 中日关系总在敏感节点上起伏不定，比如2012年钓鱼岛争端爆发时，中国多地出现示威浪潮，日本企业周边加强安保，但整体上在华日本人并未大规模撤离。根据当时统计，在华长期居留日本人达到15万高峰，其中上海一地就超过5万，远超北京、广州和深圳的总和。这些人多为日企派驻员工及其家属，他们的工作岗位与家庭生活已与中国经济深度绑定，贸然回国意味着中断职业路径和教育安排，成本远高于短期风险。 日资企业在上海的布局尤为密集，截至2023年，全国日企总数超过3.3万家，上海占比近三成，主要集中在长宁区和浦东新区。长宁区的古北地区已成为日本人社区的核心，物业服务配备日语支持，超市货架一半是进口日货，餐饮从街头拉面到高端料理一应俱全。这种社区自足模式，让他们在日常中无需过多适应本地习惯，就能维持熟悉的生活节奏。数据显示，65%的在沪日本人从事商务或技术岗位，白天在陆家嘴处理跨境项目，晚上返回虹桥或金桥的住宅区，整个流程无缝衔接。 经济因素是留守的关键驱动力。上海平均月薪约1.2万元，而日本人平均可达1.54万元，高出近三成。高级技术职位月薪1.5万至2万元，中高层管理者则在2万至3万元区间，甚至一些从日本调来的技术工人，年薪能触及40万元。这在日本本土难以企及，那里老龄化加剧、岗位竞争激烈，生活成本也居高不下。日企往往提供住房和交通补贴，进一步拉低实际开支，让高收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舒适。相比之下，回国需面对职场重新适应和收入下滑，谁都不愿为外交风波买单。 生活便利度同样不容小觑。上海日料店密度高过东京部分街区，步行几分钟即可找到正宗口味的店铺，许多由日本人经营。社区医院设日语翻译，24小时药房有专人服务，地铁站标识多语并列，甚至部分商超支持日元结算。这种全方位配套，让即使中文有限的日本人也能自给自足。举例来说，一对在金桥居住七年的夫妇，妻子仅会基本问候语，孩子就读日本人学校，每周采购预算1200元，全程用日文操作，从不感到不便。这种封闭却高效的生态圈，强化了他们的归属感。 冲突期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种稳固。2012年事件后，在华日本人总数虽略降，但上海核心社区规模未变，未见抢购机票的潮涌。相反，在日本的中国人约45万，其中许多为留学生或短期实习生，他们在舆论压力和个别歧视事件下，选择回国避险。中国大使馆提供领事协助，航班协调顺畅，回国成本低且有家庭后盾。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放大他们的不安全感，信息来源多靠中文平台，易受情绪化报道影响，导致决策偏向保守。 两边选择的差异，根植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对比。在华日本人多为长期派驻，持有公司股权或核心技术，撤离等于自断臂膀。社会融入度高，他们通过企业网络和社区互助，获取可靠信息，危机时企业承诺发薪和安保支持，进一步稳住民心。反观在日中国人，群体组成更碎片化，短期合同居多，签证不稳，冲突时易放大风险。企业规模小，无法提供同等保障，回家成了理性选项。这种不对称，不是性格使然，而是全球化下个人对现实的权衡。 文化包容也发挥作用。中国城市对外籍人士的公共服务发达，冲突期警方加强巡逻，维护秩序，未见针对性暴力事件。这份稳定感，让日本人视中国为第二家园。日本本土舆论则偶有右翼声音放大对立，媒体报道易误导，初来者孤立感强。长期来看，日本向外输出人才，中国吸引投资，形成互补。日本企业视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超数千亿美元，供应链深度嵌入，摩擦时商界倾向稳住阵脚，避免仓促调整。 个人故事往往最接地气。日本演员矢野浩二在华25年，从北漂起步，到娶重庆妻子、生女定居北京。他参演多部影视，获2015年日本外务大臣奖，表彰其促进中日理解。矢野公开表示，中国是他的主场，日本仅为出差地。他捐赠口罩、直播带货，疫情期助力经济，2025年11月再发文支持一个中国，强调这片土地给了他事业和家庭。类似案例不少，108名在华日本人合著书籍，分享人情温暖和发展机遇，强调普通交往能化解媒体偏差。 近期数据虽显示在华日本人降至9.75万，创20年新低，受疫情和地缘影响，但上海仍居首位，约4万余人。日企转向服务业，如搬家和餐饮，本土化加速，中层管理从外部招聘转向内部培养。这反映出调整而非撤退，经济纽带未断。2025年上海日本浮世绘展览开门票火爆，中国年轻人对日文化热情高涨，这种氛围让日本人更自在。日本本土人口跌至1.24亿，老龄化严重，职场压力大，回国未必更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