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毛泽东。这话当然是有道理的。毛主席自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党给了毛主席信念、勇气和力量，是党锻造了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这句话，要配着他的早年经历一起看才顺。 湖南乡下的私塾、小学堂、兵营、师范，把一个农家子弟一点点往外推；长沙、北京、上海的书房、报馆、会场，又把一个政党的雏形慢慢推到他身边，两头越走越近。 毛泽东八岁进韶山冲私塾，十几岁到长沙求学。 1912年，他考进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却嫌课程肤浅，退学搬进湘乡会馆，每天泡省立图书馆，中午靠包子充饥。 1913年进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一师，遇到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讲“国耻”“民本”，讲世界局势，他跟同学说要做“奇男子”，要读“奇书”、交“奇友”、干“奇事”，同学叫他“毛奇”。 1915年，他用“二十八画生”的署名贴出《征友启事》，把蔡和森、何叔衡、萧子昇等青年聚到一起。 短短几年，一个学生社团变成了一支带方向的青年队伍，后来不少人都成了建党的骨干。 1918年8月19日，他带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进北京，一边联系留法预备班，一边谋生。 经杨昌济介绍，他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管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登记，月薪八块大洋。 看似普通的小差事，让他每天面对最新的报纸杂志、新文化文章和十月革命的消息。 在北大红楼，他遇见李大钊。 毛泽东跟着参加活动，借着馆里条件读到这些书，后来才会说，自己先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前后才真正走进马列的大门。 陈独秀也在北大主持《新青年》，青年中有句“北李南陈，两大星辰”的说法，毛泽东和他接触后坦言，陈独秀对自己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年春，他在上海送走一批湖南赴法学生，自己留在国内，回长沙时，五四运动已经爆发。 毛泽东起草传单，带新民学会学生串联各校，在五月底推动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 湖南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把在课堂和书本中形成的情绪变成有组织的罢课和游行。 为了让这种声音持续，他主持创办《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多数政论出自他手，《民众的大联合》提出要依靠广大民众的联合来改造中国，被李大钊称为“重要文字”。刊物因为尖锐抨击封建军阀，很快被督军张敬尧查封，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但湖南青年已经被发动起来。 矛盾就集中到“张毒”身上，1918年4月起，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一家兄弟横行乡里，民间用“虎豹豺狼”来骂他。毛泽东和一批青年秘密商量，提出“张毒不除，湘无宁日”，一方面发动总罢课，一方面组建驱张代表团。 1919年12月18日，他带百余人赴京，递上《湘人控告张敬尧十大罪》，并创办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每天给京津沪汉的报纸寄稿，让全国都看到湖南人的控诉。 在北京停留的几个月里，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同李大钊、邓中夏一起读《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阅读俄国革命资料，用“阶级斗争”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社会。 后来那句“没有李大钊的指点，我今天还不知道路在哪里呢”，就是对这段经历的简短回声。 到1920年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驱张运动告一段落，这场斗争也让毛泽东更清楚地看到群众、舆论和组织的力量。 1920年5月5日，他又往上海走。 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住处成了他常去的地方，两人围着一本《共产党宣言》，谈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乡村，谈的是怎么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共产党。 当时上海已经有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共产党”四个字第一次变成实际的组织形式。 毛泽东在这里，不只是补了一课理论，更是在思想上认同了这条路。 1920年7月，他回到长沙，8月2日创办文化书社，公开销售等书，还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自己担任书记，把读书活动同政治宣传结合起来。 同年，陈独秀从上海写信，建议在湖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寄来《共产党》月刊和青年团章程；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也两次写信，明确提出在中国组织共产党。 毛泽东1921年初回信，说“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他，上海已经有了“旗帜鲜明”的机关刊物。 1920年11月，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这些壳子下面悄然建立，最初只有六人，后来发展到十人。 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 1921年6月29日，他和何叔衡从长沙出发，经武汉，于7月4日抵达上海，在望志路那两扇黑漆大门前停了一下，推门而入，坐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 一边是刚刚成立的党，一边是从韶山私塾、长沙图书馆、北大红楼和街头斗争一路走来的毛泽东。 陈云那句“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毛泽东”，落在这一幕上，就有了具体的影子：党给了他方向和队伍，他用整个人生，把那面旗一点点举到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