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趁着妻子出差，偷偷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天真的笑容，他流着泪吻了吻儿子：儿呀，为了亿万孩子的健康，爸爸只能这么做了！爸爸对不起你！ 你还记得小时候吃糖丸的那种感觉吗？一颗小小的糖球，入口即化，甜得让人忘了打针的恐惧。每到发糖丸的日子，操场上总是排满了张大嘴巴的孩子，眼里全是期待和好奇。 可你有没有想过，这颗看似不起眼的糖丸，为什么会被大人们叫作“宝贝”？它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段沉重又动人的故事？ 往回倒六十多年，那个年代的小儿麻痹症像个魔鬼，突然就会降临到身边。孩子们前一天还活蹦乱跳，第二天就高烧不退，甚至瘫痪在床。一场病，能让一个家庭瞬间跌进深渊。 国外有疫苗，但技术被西方封锁，资料设备都得靠自己琢磨。顾方舟临危受命，偏偏给他安排的，是一场“无米之炊”的仗。从零开始，连最基本的参考资料都没有，科研条件也差得不像话。 顾方舟被派往苏联考察，他在苏联察觉到了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苏联用的减毒活疫苗（萨宾株），效果稳定，成本低，适合大范围推广。 回国后，顾方舟把团队拉到了昆明西山。这里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实验室是自己挖洞搭棚建起来的，温度全靠土办法调节。上山抓实验猴，成了科研人员的日常。 晚上睡觉得提防着野生动物。团队成员的生活状态，别说像科学家，倒像一群野外生存专家。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争分夺秒和病毒赛跑，生怕下一轮疫情来袭，更多孩子遭殃。 实验终于有了突破，动物试验成功，终于到了最关键的人体实验阶段。 顾方舟把疫苗递到自己刚满一岁的儿子顾烈东嘴边时，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冷静。他是父亲，也是科学家，这一刻，理性和感性在心里拉扯。喂下疫苗的那一瞬间，他的手都在抖。 接下来的十天，他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守在儿子身边，观察每一个细节，生怕出现不好的反应。那种煎熬，只有经历过的父母才懂。顾方舟后来回忆，这段时间是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顾方舟的儿子平安无事，团队里其他几位科研人员的孩子也相继参与了后续试验。很多人只记住了顾方舟的孤勇，其实背后是一群科学家和他们的家人共同承担风险。 为什么要用亲生骨肉做实验？顾方舟的话很简单：“如果自己都不敢给亲生孩子用，怎么能让全国的孩子用？”今天再看，这种孤勇已经超越了常规的科研伦理，更是一种使命感在驱动。 疫苗搞定后，新的难题又冒头了。中国地大物博，但冷链运输几乎没有，液体疫苗保存成了大难题。农村和偏远地区，打针都不容易，疫苗运输更是难上加难。顾方舟突然想到，能不能把疫苗做成糖球？ 团队说干就干，反复研究糖衣配方。糖衣不只是为了好吃，更重要的是用它隔绝空气和水分，能在常温下保护疫苗活性。这个创新让疫苗能保质又能被孩子们喜欢，糖丸成了最接地气的“中国方案”。 糖丸一经问世，防疫人员派发疫苗变得比以前轻松多了。小朋友们不用打针，主动张嘴吃糖，疫苗覆盖率大大提升。短短几年，小儿麻痹症发病率断崖式下降。 糖丸的出现，不只是一项技术创新，更是一次科学和人性的完美结合。它体现了中国科学家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糖丸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作品，而是可以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创新。 顾方舟和他的团队，几十年如一日，从昆明西山到全国各地，始终没有停下脚步。直到2000年，中国被正式认定为消灭脊髓灰质炎国家。顾方舟签署报告，泪水和笑容一起涌了出来。 人民网：顾方舟：一颗糖丸护佑亿万儿童健康（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