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有个哑巴老红军，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甚至他的名字也无人知晓，他是警备团没有立过功的功臣。长征的时候，红军在四川某地驻扎时，他突然出现在红军的营地，一问三不知，一个劲的“噢、噢”。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奸细，是装的哑巴，怕暴露了行踪，就把他带上一起走，让他做了挑夫。后来他被安排到了中央警备团的炊事班，之后就一直留在了警备团。后来查到是四川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人，叫熊世皮！ 向老红军致敬！” 一九三五年初夏，大渡河一带，红军长征部队急着找向导。 侦察兵肖士杰、马天皇在山道边看见一个壮汉，站在路旁不闪不避，问他是谁，只会“噢噢”两声，姓名来历全说不清。 那年月谁心里不紧，先按嫌疑人处理，把人押回去。 连着盯了两天，大家看明白了：耳聋口哑不假，手脚倒利索，招呼一声就去扛口袋、搬箱子，重活总往前凑。 部队准备放人，他拼命摇头，手脚并用地比划，只认定要跟着走。 离家已经很远，他自己也说不出是哪个山沟的，回家的路更是断了。领导一合计，干脆留下当挑夫，分进炊事班背锅背炊具，跟队伍一起上路。 填档案那一栏，只能写“姓名：哑巴，籍贯：四川大渡河一带，入伍时间：一九三五年六月”。 从那以后，这个说不出自己名字的聋人，就扎进了中央警备团。 翻夹金山时，他背着二十多斤行军锅，脚上缠树皮，跟着大队在雪地里往上蹚。 有个战士被风一吹，人就往山沟那边歪，他冲过去，一手拽住人，一手把那人背着的锅也扛到自己肩上。长途行军路上，大伙儿轮着歇，他背上的担子常常是百来斤，翻山过河，闷着头往前挪，不多话。 有一回敌机轰炸，他听不见警报，只看到天上黑影乱飞。 炸弹在队伍旁炸开，弹片乱窜，他大腿被击中，更险的一片冲着他脑袋过来，被铜锅硬生生挡住，在锅上砸出一个坑。 过草地的时候，班长肖士杰掉进泥潭，越挣扎越往下沉，他把锅丢进泥里，自己踩在锅上当落脚点，和战友一起拉绳子，才把人拽出来。 长征结束时，他第一次戴上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那顶八角帽和那对领章后来一直锁在箱底。 部队进了延安，他照旧在炊事班挑水烧火。 扁担把肩膀磨出厚茧，垫肩磨坏好几层，军装常被汗浸透。 一九四二年，部队整编成中央警备团，他在连部、团部炊事班之间来回调。 同年七月，鞋再补也补不住，他光脚在山路上挑水，脚背被石子磨红，正好被朱德总司令撞见。 朱德把团领导叫过来，当场发火，要求立刻给他发鞋，还放下话再看见他光脚，这领导就别干了，最后把毛巾塞到他手里，让他擦擦汗，冲他竖起大拇指。 延安窑洞前，毛主席在屋里看材料时，一般不让人围上去。 这个聋哑战士一远远看见毛主席，就会小跑过去，一把抓住那只手，嘴里“噢噢噢”说一串，旁人一句都听不懂。警卫想上前，又被毛主席抬手拦住。 他在延安一共待了十二年，挑水、搬柴、打杂，不上前线，却一直围着中央机关转。 一九四九年，他随中央警卫部队进北京，先驻香山、旃坛寺，一九五三年七月搬到公主坟。 城市里有自来水、有煤球，做饭不用再上山打柴挑水，他闲不住，主动打扫大院，在澡堂门口收票，帮着维持秩序。 时间一久，战友发现他常常走几步就捂胸口，送医院一查，冠心病和高血压都查出来了。 师长刘辉山知道再让他硬扛迟早倒下，只能安排他去大连荣军院休养。 去了没多久，他又自己拎着小包回到北京，手脚并用地比划着要回原单位干活。 领导没办法，在营区划出一块从荒地开出来的果园交给他，看护果树。 他听明白以后，每天一早钻进果树间，拔草、浇水、剪枝、捉虫，风雨无阻。这片果园，他一守就是十六年，战友打趣说，这是他“官”最大的一回，树都是他的兵。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国家统一授衔，他被授予公安警卫师少尉军衔，总政治部给了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 那些勋章，他包好锁进箱底。 后来组织往四川查家谱、访乡亲，一路问下去，才弄清楚他本名叫熊世皮，一八九一年出生，老家在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 名字总算找回来了，大家嘴上叫得最多的，还是“哑巴同志”。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中央警卫一师大院里，经常能看到他慢慢走过。 孩子们在后头叫他“哑巴红军”，干部见了喊一声“哑巴同志”，他就点点头。 实行薪金制之后，后勤按月给他发工资，他看钱看得紧，不乱花。生病以后，组织给他改善伙食，他总舍不得多吃，军装新的挂在柜里，旧的补了又补，一直穿到补不动才肯换。 他这一辈子没成过家。 组织帮他找过对象，也托人寻过亲，都没落下结果。 周总理叮嘱卫戍区领导，要照顾好这位老红军。管理科给他添了几件简单家具，战友常来坐坐，会计王体学帮他管工资，也习惯听他用手势比划几句“心事”。 一九七二年五月，他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医，救回来以后，师党委决定让他离休，住进师医院单间，配上护理，知道他爱看戏，给他配上彩电，老指导员杜泽洲送去一台小冰箱。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熊世皮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