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伟人毛泽东！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主席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提出刚领性政策！ 提起毛主席，多数人想到城楼身影和铿锵诗句，在许多老干部眼里，他是个“爱往下跑的领导”。 身上揣着一本小本子，到了村里就往板凳上一坐，让农民算地、算粮、算欠账，哪一句含糊就追问。 有人催他走，他丢下一句：梨子好不好吃，得自己咬一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根据地忽有忽无，他却往乡村深处走。 那几年，他做了十来个成体系的农村调查。贫农、中农、富农一户户问，谁有地，谁欠债，谁对革命心里打鼓，都记在本子上。 《寻乌调查》一篇就有八万多字，把一个县的阶级结构、土地和债务、商路大致翻了个底朝天。 环境恶劣，材料难保，衡山、永新的几份调查终于散失，让他惦记很多年。 他说，失掉别的东西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的，使他“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在旁人看来，那只是几叠纸，在他眼里，是摸清中国农村底子的账本，也是后来许多决策敢拍板的底气。 调查做得越多，他的脾气就越硬。 那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往干部面前扔的硬话。 后来又加了一层，“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翻几份文件就敢指点江山。结论得长在调查的末尾，不能先写好结论，再回头找材料填空，离开实际调查，很容易变成“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 一九三零年，寻乌调查正忙，他写成《调查工作》一文，把经验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拧在一起。 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在起草调查工作的通知时，把规矩写死：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一样没有发言权。 谁想指挥别人，先把自己的路走一遍，这话说得不客气，却立住了标准。 延安时期，他把早年的农村调查整理成册，编成《农村调查》一书。 序言里那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他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写明“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他又警醒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从山沟沟走到全国执政，不少干部的老经验一下子失灵。 绥远一些干部既不懂新情况，也不懂业务，办事还是老一套，他当面说，不作调查研究又不懂行，不懂货就不识货。为摸清新中国的家底，一九五六年，他同中央领导搞了一次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调查，在北京一个半月里几乎每天听一个部的汇报，三十四个经济部门轮流上门，又用六天时间听国家计委讲第二个五年计划。 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准备经济工作材料，他提出，要有例子，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能写成枯燥的空话。 在一轮轮汇报和追问中，《论十大关系》的框架慢慢清晰。 他后来回忆，那十条关系，是在北京一个半月里，同三十四个部的同志天天谈出来的。 如果没有那一堆具体问题顶在眼前，就不会有这些思路。 后人把它看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在他看来，道理还是老的：先把情况摸准，再谈路往哪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冲得太猛，高指标、“共产风”和严重自然灾害叠在一起。 他很快看到，问题不只在灾和冒进，还有一个老毛病：不少地方对真实情况并不清楚，不明了情况就是危险，许多原有判断已经同实际脱节。 他把那套办法重新抬出来，愁到没路，就下去调查研究，一调查，路常常就显出来。 一九六零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初，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当着大批干部提要求，让大家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急着下决心。 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希望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他看着有些人当了领导就不肯下去，说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 他再次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靠亲身调查解决问题，书面报告可以看，可和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是两回事。 那几年，他不断提醒中央机关，文件写得再漂亮，没有具体措施也落不了地，合适的措施只能从调查里来。“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在他那里是必须天天守住的规矩。 许多中央领导带头下基层，从粮食产量到企业原料，从公社食堂到社员口粮，一项项摸清。 那些调查记录，帮国家熬过最难的关口，也给后来继续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多攒了一份底气。 回望毛主席这一生，调查研究像老朋友一样一直跟着。 他尝过多少“梨子”的滋味，写过多少调查本。真正留在后人心里的，是那句看似普通的老理：站得再高，说话之前也得先把脚伸进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