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钱大钧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众特务的面，一枪击毙了特务处长杨若琛，道：“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这件事很快在军统系统内传开，但没人敢提。对空军出身的钱大钧来说，这一枪不是突发奇想。他在心里憋了太久。 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那会儿，他就在蒋介石身边中枪负伤，为保主帅差点丧命。可回南京后，戴笠那帮人非但不念旧情，反而暗中散布他通敌投靠张学良的谣言。 那时候蒋介石信不过任何人，就算看着钱大钧胸口的枪伤，也只是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让他“调任”到空军委员会，表面升了职，其实被移出核心圈子。 从那刻起，钱大钧对军统的成见已经埋下。他没说什么，但记住了。 武汉空战爆发后，钱大钧负责航空作战总协调。他调动飞行员绕城飞行以提振民心，这是在战时极少有的命令。但正因如此，空军在民众中威望提高。军统湖北站对此意见很大，声称此举延误战机，飞行员过度暴露在敌机火力下。 于是，军统特务处长杨若琛趁机撰写“密报”，直接送进蒋介石的案头。 蒋介石没当即处理。毕竟他知道那次空战的战果，国军击落日机二十余架，空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却没有一人退缩。可钱大钧听说自己又被“诬陷”后，彻底压不住火。他知道这事又是军统惯用那一套，从西安事变开始到现在，反复一再。 那天，他带着几名空军直属武装人员闯进军统湖北站。没有叫嚷，没有争执。杨若琛刚想起身寒暄，枪声响起，他当场毙命。站里的人没人敢动。 杀人之后，钱大钧并未逃避。 他返回指挥部，向南京发出报告，说该员屡次擅权干政，危害抗战根本，特此清理门户。蒋介石看到报告后未作处理，只在日记上写了七个字：“空军不受军统制。” 之后数月，军统对空军系统明显收敛。而在1945年，蒋介石为削弱戴笠的势力，竟又将钱大钧任命为军统局长，名义上是负责人。 钱大钧接任的那天冷笑一声：“这算什么？把我送进坟场来主持祭礼？” 杨若琛之死并未改变国民党的体制问题，但却让军统内部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军方的压制。这一枪背后，是权力斗争的缩影，是个人恩怨，更是一个注定崩坏的系统裂开的前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