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属于中国再添铁证！一位名叫杜三策的山东人，在明朝天启二年中了进士，为官生涯清廉自守，见着贪官污吏就敢怼，哪怕是权贵也不怵，心里总装着老百姓。要说有啥惊天动地的大功绩，他可能不算最拔尖的，但两件事让他留名至今：一是奉命去琉球国，给琉球王册封；二就是这刚直不阿的为官劲儿，后人提起他都竖大拇指。 可要说这位“铁骨清官”的硬气，不是从出使琉球才开始的。早在天启六年，魏忠贤横行朝野，百官噤声，连东林党领袖杨涟都因弹劾被害，杜三策却照样敢上疏直陈，直接指出魏忠贤“欺君罔上，败坏纲纪”。 当时的奏章如今虽不可见，但《明史》记有其“直谏不避权奸”，结果他被阉党诬陷入狱，押往德州大牢，戴枷示众。 熹宗驾崩，崇祯即位后，杜三策获释，起复为官。他不改本性，仍坚持清议，地方有冤案必问，有赋税不公便纠。 崇祯二年，琉球国遣使入京，请明廷册封新王尚丰。此前多位官员借故推辞，因当时萨摩藩已控制琉球群岛，对明使戒备森严，明廷财政又紧张，派遣册封使堪比九死一生。 杜三策主动请命。他在福州亲督工役，修建大型五桅册封舟，造了四年。崇祯六年六月，五百余人的使团自福建五虎门启航。 根据副使胡靖的《使琉球录》记载，船队经“钓鱼屿”后抵姑米山，后者为琉球边防线上的岗哨点。按明代外交惯例，中国册封使不得越界提前通知属国，若钓鱼岛属于琉球，早该通传王城。 “事实胜于雄辩。”钓鱼屿的出现，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国家级外交档案中的地理实录，是航海路径上的主权界标。 这段记载不止出现在胡靖的文本。前有陈侃1534年册封使所著《使琉球录》，后有郭汝霖、萧崇业等使臣的同类记述，数百年间钓鱼屿始终被视为航行途中中国领土。 这是系统性国策下形成的“国家行为”，也是当今国际法界定主权的关键依据。 船舵断、缆绳断，船员惊恐落海，有人写血书求神，杜三策却站在船头不动，直至全队见到福建海岸，才放下手中朱笔。 这趟册封路上，杜三策不仅带去明朝册封诏书，也将瓷器、药材、书法、织锦等技艺引入琉球。他在那霸题写“慈航普度”匾额，被琉球人称作“得体之使”。 他回京后呈奏章，记有全程路线，其文字与胡靖记录交叉印证，杜三策所确立的航程，从广石起锚、经五虎门、钓鱼屿，再至姑米山。这段路线，至今仍是中国历史主张钓鱼岛主权的关键证据链条。 杜三策当年未必想到，那块经他船只绕行的岛屿，会在数百年后被争议。但他的清正、他的路线，已经留下无法磨灭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