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央通知去台湾icon领父亲骨灰，儿子坚定拒绝：他是叛徒 说出这句话时，刘玉平的拳头攥得发白，指节泛青。那一年他已经65岁，半辈子都活在“叛徒儿子”的阴影里，这个标签像烙铁一样，烫在他和兄弟姐妹的人生里，从未冷却。 父亲叫刘光典，这个名字在他童年记忆里，一半是母亲临终前咳着血的控诉，一半是旁人躲躲闪闪的指点。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咬牙切齿憎恨了几十年的“叛徒父亲”，竟是被历史迷雾掩盖的红色英雄。 刘光典本该有另一种人生。1922年出生在旅顺农家的他，靠勤学苦读考上北平辅仁大学，精通日语和英语，毕业后经商有道，开着医药行和毛皮店，家底丰厚到能拿出40多两黄金资助地下党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他已有妻小，日子安稳富足，却在1949年10月接到了赴台执行情报任务的命令。妻子王素莲虽身体孱弱，还是连夜为他洗净衬衣，把行李叠得整整齐齐，她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远行，没料到这一别就是永诀。 1950年的台湾已是特务密布的绝境。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整个地下党组织瞬间崩塌，刘光典的名字被列在通缉名单上。他刚拿到标注着台湾驻军点和火炮阵地的绝密情报，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魂。 为了躲避搜捕，他躲进台南旗山的深山，掘地为穴，那个仅高一米七、深一米一的土洞，成了他四年的藏身之处。没有粮食，他就吃野果、嚼树皮；没有饮水，就喝雨水、接露水，曾经西装革履的商人，活成了头发胡子蓬乱的“野人”，却始终把回家的船票贴身藏着，没放弃过传递情报的念想。 国民党抓不到他，就想出了阴毒的反间计。他们找了个替身，让其在香港街头穿着西装喝咖啡，大肆发表反共言论，还对外宣称刘光典已“弃暗投明”，被授予少校军衔。消息传回大陆，组织震怒，战友痛心，刘光典被定性为“无耻叛徒”。 这个消息成了压垮王素莲的最后一根稻草，本就体弱的她，顶着“叛徒家属”的压力，在邻里的指指点点中日夜煎熬，1955年，32岁的她吐血病亡，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6岁。 刘玉平的童年是在饥饿和歧视中度过的。母亲走后，兄妹三人无依无靠，住过破庙，捡过烂菜叶子果腹。上学时，同学骂他们是“汉奸崽子”，没人愿意跟他们玩，就连学校组织春游，老师都会私下把他们的名字划掉。 政治审查像一座大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考学、找工作，但凡有一点门槛，都会因为“叛徒家属”的身份被拒之门外。这些苦难，在他们心里都算在了父亲头上，那份恨意，随着岁月沉淀得越来越深。 1954年，叛徒胡沧霖出卖了刘光典的藏身地，军警包围了那个小山洞。被捕时的他早已不成人形，却在审讯中始终挺直腰杆，敌人的严刑拷打没能让他吐露半个字，审讯记录里只留下“执迷不悟”四个字——这竟是敌人对他最高的褒奖。 1959年，蒋介石亲自签发死刑令，刘光典在台北刑场身中四弹，赴死前嘴角还带着一丝轻蔑的笑意。而这一切，远在大陆的孩子们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那个“叛徒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真相的揭开迟到了三十多年。1988年，一张写着“刘光典，旅顺人”的六字纸条传回大陆，像一颗石子打破沉寂。刘玉平开始疯狂地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2008年，一本国民党当年编印的《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小册子浮出水面。 这本原本用来炫耀“战果”的宣传品，详细记录了刘光典躲进深山、被捕受审的经过，字字句句都在洗刷他的“叛徒”污名。也是这一年，中央查到了刘光典的真实身份，确认他是坚守信仰的烈士，于是通知刘玉平去台湾领取父亲的骨灰。 “他是叛徒”，这句拒绝脱口而出时，刘玉平心里翻涌的是几十年的委屈和怨恨。可当他捧着那本小册子，看到父亲被捕时瘦弱却坚毅的照片，看到敌人描述他“掘地为穴仍不改其志”的记录，所有的恨意都在瞬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撕心裂肺的愧疚。他终于明白，母亲临终前的泪水，不是控诉，而是思念；父亲的“不告而别”，不是背叛，而是以身许国。 2008年的冬天，刘玉平还是去了台湾。捧着父亲的骨灰盒，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几十年的误解与怨恨，在那一刻化作对父亲的无尽崇敬与思念。刘光典用生命践行了信仰，却被污蔑了半生；他的家人承受了半生屈辱，却始终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历史的迷雾终会散去，英雄的事迹不会被埋没。刘光典的故事，是无数隐蔽战线英雄的缩影，他们在黑暗中独行，用鲜血和名誉守护家国，哪怕被误解、被污蔑，也从未动摇。这份信仰的力量，穿越海峡，跨越时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