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王朝天叛逃台湾，由于他是第一个叛逃的红卫兵，因此受到台湾当局的重视，蒋介石和蒋经国还专门接见了他并和他拍下了这张照片，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在拍下照片不久王朝天却神秘失踪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究竟去了哪里呢？ 1978年的台北街头，一个头发稀疏的男人攥着破旧包袱站在人流里，刚走出绿岛监狱的他，眼神里满是茫然。 没人知道，这个满脸沧桑的中年人，十几年前曾是台湾当局追捧的“明星”，更见过蒋介石和蒋经国。 他叫王朝天，这份从云端跌落地狱的落差，要从1966年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说起。 那会儿的社会动荡不安，物资紧张到连基本的温饱都要精打细算，王朝天心里总揣着股不甘。 他不甘心一辈子困在原地，可现实里根本没什么改变命运的门路，直到夜里偷偷收听的台湾电台，给了他一个虚幻的出口。 电台里的声音把台湾吹成了遍地黄金的天堂，说只要过去就能拿高薪、当大官，这些话像魔咒一样缠上了他。 没跟家里人透半点口风，王朝天悄悄攒了几块零钱和几张粮票，混在南下的人群里挤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火车里拥挤得喘不过气，他却全程盯着窗外，心里全是对未知“好日子”的幻想，半点没察觉前路的凶险。 到了广州，他凭着从小在水边练出的好水性，趁着夜色跳进冰冷的珠江，拼了半条命才游到对岸的香港。 在香港辗转联系上台湾方面后，他很快就被安排着飞往台北，刚下飞机，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台湾当局正需要一个“投奔自由”的典型造势，作为第一个叛逃的红卫兵，王朝天刚好成了这个合适的人选。 “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的理事长方治亲自到机场接机，豪华宴会厅里摆满了他从没见过的菜肴，官员们围着他，态度热络得过分。 更让他飘起来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还专门安排了接见，全程规格隆重，结束后还一起拍了合影。 1966年12月27日，他被安排召开记者招待会，怀里揣着提前备好的稿子，还特意带了件撕烂的衬衣和一截铁丝网。 会上他照着稿子念，说自己看透了大陆的一切，还拿着那些“道具”控诉，说在大陆没有自由，这些话全被报纸和电台反复报道。 可这份风光没撑多久，台湾当局发现他除了念稿子，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内容，对他的态度慢慢冷了下来。 之前许诺的钱财、房子，全都没了踪影，招待所的饭菜从热乎的荤菜变成了冷冰冰的便当，之前围着他的官员也都躲着他走。 意识到自己被利用后，王朝天的愤怒压不住了，他开始到处跟人抱怨，说台湾当局言而无信。 更冲动的是，在一次电台采访中，他直接脱稿，对着话筒指责当局的虚伪，这下彻底捅了篓子。 1966年底的一个深夜，几道黑影闯进了他住的房间，没等他喊出声，眼睛就被黑布蒙住，随后被强行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 从那天起，王朝天就从公众视野里彻底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人再提起这个曾经的“明星义士”。 他是被关进了一处隐秘的拘留所，小黑屋阴暗潮湿，每天只有一小段时间能透过铁窗看到一点天光，这样的日子一熬就是三年。 1970年，他又被转移到了绿岛监狱，那里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条件比拘留所还要恶劣。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干重活，搬石头、清理海滩，海风刮得脸生疼，手上的茧子一层叠一层，磨破了又长新的。 在绿岛的八年里，他的身体彻底垮了，牙齿掉了好几颗，胃病犯起来的时候疼得直打滚，夜里常常梦见家乡的样子，可醒来只有无边的黑暗和海风的呼啸。 1978年被释放时，他才三十出头，却看起来像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头发稀疏花白，脸上全是皱纹。 台湾当局给了一点微薄的补偿金，就把他彻底打发了，没有任何安置，也没有任何说法。 他回不了大陆，在台湾又没有一个亲友，只能靠着打零工勉强糊口，搬砖、洗碗、扛货物，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有一次在台北的旧书摊前，他偶然翻到一张旧报纸，上面印着当年他和蒋介石、蒋经国的合影，照片里的他穿着借来的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眼神里全是对未来的傻气憧憬。 他盯着照片看了很久，手指轻轻碰了碰纸面，最后还是默默把报纸放回原处，低着头慢慢走进了人群，没人注意到这个落魄男人的异样。 晚年的王朝天，在台北郊区租了间漏雨的破旧公寓，独自一人生活，最后去世的时间都没人知道。 王朝天的一生，像一场短暂而荒唐的梦。 他为了虚幻的“好日子”选择叛逃，短暂享受过被追捧的风光，却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无情抛弃。 不止他，在那个特殊的冷战时期，不少叛逃者都有着相似的命运。 他们被一方当作宣传的工具，捧上云端时有多风光，被丢弃时就有多狼狈，最终只能在两个阵营的夹缝里，活成无人问津的孤魂，王朝天不过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