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京的煤童赤着身子从井矿中向外拉煤。 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他们皴裂的皮肤，乌黑的煤灰嵌进每一道伤口里，和着血水流进破旧的棉布垫肩。 这些本该在学堂念书的孩子，却要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在深不见底的矿道里匍匐前行。 门头沟的矿道狭窄得连成年人都直不起腰，十岁出头的煤童们每天要在这里弯腰劳作十二三个小时。 铁镐磨破了他们的手掌，肩膀上的压疮层层叠叠，旧伤还没好利索又添新伤。 北京市档案馆的资料里记载着，这些孩子用干草和破布做的垫肩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煤灰渗进伤口形成的疤痕，一辈子都消不掉。 更让人揪心的是，1926年冬天那场矿难，十七个和他们一样的孩子永远留在了黑暗的井下，《晨报》社会版的角落里只留下一行冰冷的报道。 煤童们每天能挖八十斤煤，换来二十枚铜钱，刚好够买三十斤小米养活一家五口。 燕京大学的调查显示，七成煤童来自破产农民家庭，长子往往是第一个辍学下矿的。 本来想让弟弟妹妹能读书，后来发现这不过是奢望，因为煤商们的苛捐杂税就有十二种，童工工资只有成年矿工的三分之一，一家人能不挨饿就谢天谢地了。 从门头沟到内城煤市街的路上，总能看到驮着煤炭的骆驼商队。 这些"沙漠之舟"能负重四百斤，三天两头就走一趟，冬天取暖季的时候，驼铃声能从西山一直响到城里。 可谁知道，骆驼户只能拿到运输收益的百分之十五，大部分利润都被煤栈和矿主拿走了。 前门外的八大煤商靠着"压价收购、高价出售"的把戏，利润率能达到四成，而煤童们流的血，成了他们账本上的数字。 那时候的北京城里，煤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天差地别的生活。 南城的贫民捡煤核都要抢，冬天里冻饿而死的不在少数；醇亲王府一天却要烧两百斤上好的无烟煤，银质煤铲和珐琅煤斗比煤童的垫肩还精致。 大栅栏的绸缎庄更夸张，一个冬天用的煤，够煤童家庭烧三十年。 这种差距让人心里堵得慌，就像矿道里不流通的空气，闷得人喘不过气。 鲁迅在《野草》里写过"煤渣堆里的孩子"，郁达夫也把煤和底层劳动者写进小说。 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拍的煤童照片，后来还提名了普利策奖。 这些记录让我们知道，那段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现在门头沟煤矿博物馆里还保存着1926年的矿工账本，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里，藏着多少孩子的血泪。 煤童们磨破的垫肩早就不见了，但账本上的数字还在提醒我们，曾经有群孩子用血肉之躯支撑着城市的运转。 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忘记，因为这不仅是过去的苦难，更是对今天的警醒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劳动者的尊严被埋在煤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