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军侵华，会发现日军和德军最大的不同是，德军是做坏事的职业军人，他们杀人只是执行命令，而日军不一样，他们的暴行中带着一种近乎野蛮的狂欢感。 我们先说说德军，他们的坏，是一种流程化的、冰冷的坏。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早就把他的种族主义理论写得明明白白，说日耳曼人是优等民族，犹太人、斯拉夫人这些都是劣等民族，必须系统性地清除掉。 所以，纳粹的屠杀，更像是在运转一部精密的“工业机器”。 你看奥斯维辛集中营就知道了，毒气室、焚尸炉，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受害者被运来，先是被编号、分类，然后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送去高效地处理掉。 整个过程，参与的德国士兵表现出的是一种可怕的冷漠。 后来党卫军的军官艾希曼被审判时，他就说自己只是“按规章办事”。 他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而是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这种暴行，大多发生在封闭的集中营里，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那个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 但日本兵，就完全是另一个画风了。他们的暴行，不是藏着掖着的，反而是公开的、表演性质的。 最典型的就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百人斩竞赛”。 两个日本军官，竟然比赛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还让随军记者拍照，把这种残忍的“战绩”登在日本的报纸上，大肆宣扬。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执行命令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炫耀，一种把杀人当成娱乐的集体癫狂。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这只是个例，其实没那么简单。这种狂欢式的虐杀，在日本侵华军队中非常普遍。 在山西灵丘，日军曾逼迫父子相残，强迫家人之间进行乱伦，然后在旁边围观取乐，最后再把所有人灭口。 这种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军事范畴，它不仅要从肉体上消灭你，更要在这过程中享受一场血腥的盛宴，彻底摧毁你作为人的所有尊严。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残暴甚至是制度化的。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打着“科研”的旗号，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 根据《日本关东宪兵队罪行档案》的记载，他们用一个叫“特别移送”的词，来指代把活人送去给细菌部队做实验材料。 仅仅有记录的，就至少有277人被这样“移送”。 还有慰安妇制度，在南京地区，一名慰安妇甚至要被迫应对多达178名士兵。 那么问题来了，同为法西斯轴心国，为什么德军和日军的暴行，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 答案藏在他们各自的文化和军队根基里。 德国的暴行，是建立在一套完整的、伪科学的种族主义理论上的，屠杀被包装成一项“净化种族”的“必要任务”。 而日本，则源于一种扭曲的“耻感文化”和军国主义洗脑。 在日本士兵的观念里，个人的道德感是次要的，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和在集体中表现出“勇武”，才是最重要的。 虐杀敌人，就被美化成了“勇武”的体现。 军队的纪律和心理机制也完全不同。 在德军里，士兵是庞大战争机器的螺丝钉，强调的是绝对服从，拒绝执行命令可能会受到惩罚。 但在日军中，军官常常是默许甚至煽动暴行的。 比如在南京，上级就纵容士兵烧杀抢掠来“发泄”。 新兵入伍，甚至会被强迫用刺刀杀死俘虏来“练胆”，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正常人很快就会被扭曲成一个嗜血的恶魔。 日本社会深重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对个体生命的漠视，也助长了这种风气。加上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使得性暴力变得尤其普遍和残酷。 我们来看一组冰冷的数据：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屠杀了约60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150万儿童； 另有约1100万斯拉夫人、吉普赛人等被系统性清除。 而在中国，仅一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就超过30万。 日军的暴行遍布整个亚洲，从菲律宾的“死亡行军”到各地的屠城惨案，罄竹难书。 所以，德军的恶，是一种现代工业文明被扭曲后产生的、高效而冰冷的系统之恶。 而日军的恶，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下的兽性释放，他们将施虐和杀戮本身，当成了一种值得炫耀和享受的狂欢。 这，或许才是两者间最根本，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