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着雪，我差点把命扔在卓玛垭口。药箱绑在马背上，冻得硬邦邦，里面是给山后

那天下着雪，我差点把命扔在卓玛垭口。 药箱绑在马背上，冻得硬邦邦，里面是给山后村子送的退烧针——一个三岁娃烧了三天，再不到，人就没了。 可马突然跪了，前腿陷进雪坑，我拽缰绳的手裂出血口子，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你答应过老张的。”十五年前，老张把这条邮路交给我时，手抖得连烟都点不着。他说：“这路没信号、没路标，但牧民们认信，认人。” 我没多想就点头了。那时候年轻，觉得骑马送信挺浪漫，风吹草低见牛羊，还能顺道喝碗热奶茶。现实哪有那么美。 冬天零下三十度，信纸冻成铁片；夏天泥石流冲垮小桥，得绕二十里山路。最要命的是孤独——整整一周见不到活人，只有马蹄声和自己的喘气声作伴。 但我从没想过撂挑子。因为每次路过老张坟头，我都会停一下。他葬在邮路第三十七个界碑旁，面朝东，说是要看着信能不能送到。这些年，全靠记忆和牧民留下的标记认路。 石头堆成的玛尼堆歪一点，代表左转；枯树上挂的红布条褪色了，说明前面有塌方。有次暴雨冲垮了所有标记，我在山沟里转了两天，最后靠一只认得我的藏獒带路才脱困。 牧民们见我来了，比见亲儿子还亲。阿妈塞糌粑，阿爸递酥油茶，小孩追着马跑，喊“阿克（叔叔）又带信来啦！” 其实哪有什么信？现在谁还写信啊。多数是网购的包裹、政府的通知，偶尔夹着几张汇款单。可他们还是等，像等春天一样等我。那天暴雪，本来可以等两天再走。 但村医打卫星电话来说，孩子高烧抽搐，青霉素必须今晚到。我咬牙套马，临出门，老婆抱着我胳膊哭：“你要是回不来，我和娃怎么办？” 我没说话，只把她的手掰开，转身牵马走了。雪越下越大，天地白茫茫一片，连牦牛都躲进圈里。 走到半路，马突然停下，死活不肯往前。我骂它怂，可一抬头——前面整片山坡在往下塌！雪崩刚过，新雪松软，一脚踩空就得埋进去。 我蹲在雪地里发抖，不是怕死，是怕药送不到。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狗叫。接着，几个黑点从风雪里冒出来——是那村子的牧民！他们听说我要来，怕我迷路，顶着雪出来接应。 领头的老阿爸一把抱住我：“阿克，我们等你三天了！”药送到时，孩子已经退烧了。 原来隔壁县的赤脚医生翻山过来，先用了土办法压住体温。但青霉素还是打了，说是保险。 我瘫在火塘边，手抖得端不住碗。老阿爸默默给我倒酒，说：“你比亲儿子还靠得住。”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回程路上，雪停了。 夕阳照在雪山上，金灿灿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马走得慢，我也不催。 突然想起老张临终前的话：“这路没人走，就断了。断了，山里的人就真成了孤岛。” 现在，我儿子上初中了，放暑假总缠着我学认路标。 上周他还偷偷试骑我的马，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也不哭。 老婆骂他傻，我说：“随他吧。” 我知道，这条邮路迟早会消失。 公路在修，无人机也在试飞送药。也许再过几年，就没人需要骑马送信了。 但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等，我就得去。 不是为了承诺，是为了心里那点踏实—— 这世上，总得有人愿意为陌生人冒一次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