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黄克诚的岳父贩卖鸦片，被判死刑，行刑前，黄克诚找到了负责此案的干部，

1952年，黄克诚的岳父贩卖鸦片，被判死刑，行刑前，黄克诚找到了负责此案的干部，说：“能否帮我一个小忙？”     1952年的一个清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笼罩在薄雾中。     一辆黑色轿车悄然停在一栋青砖房前，身着旧军装的黄克诚缓步下车。     这位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开国大将，此刻正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抉择——他的岳父唐某因贩卖鸦片即将被执行死刑，而他作为家属，必须在国法与亲情之间做出决断。     唐某的案子在当时并不罕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彻底根除百年来的烟毒祸患，中央在1950年颁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禁毒运动。     这场运动如同狂风扫落叶，仅用三年时间就将泛滥成灾的毒品彻底清除，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     在这场运动中，仅1952年就查获毒贩36万余人，处决罪大恶极者880人。     唐某作为汉口有名的大烟贩子，长期从事鸦片走私，罪行累累，被判处死刑，可谓罪有应得。     然而当判决下来时，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陷入了痛苦的挣扎。     她深知父亲罪孽深重，却又割舍不下血脉亲情，经过反复思量，她向丈夫提出了一个请求：“我只想再见他一面。”     黄克诚沉默了许久，最终轻轻点了点头。     唐棣华当时正担任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副书记，她出身于湖北一个富庶的家庭，父亲却未能继承祖辈的勤勉，反而沾染恶习，沉迷鸦片与赌博，致使家道中落。     与那不成器的父亲不同，唐棣华自幼聪慧好学，接受进步思想，年仅17岁就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9岁便投身抗日洪流。     第二天，黄克诚亲自找到了负责此案的军法干部高文华。     他没有为岳父求情，也没有要求更改判决，只是平静地说：“我不为他说情，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但作为家属，能否让她见最后一面？”     高文华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同意：“这是人之常情。”     探视的场景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可以想象，当唐棣华见到父亲时，心中该是何等复杂。     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旧式大家庭的家长，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形容枯槁。     他或许会为自己的罪行忏悔，或许会为女儿的遭遇感到愧疚，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即将到来的结局。     黄克诚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有人认为他“破例”了，但更多人理解他的无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干部子弟犯法被查的不在少数，但像黄克诚这样，亲属被判死刑还能坚持原则、不搞特殊的，却是不多见。     事实上，黄克诚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早已闻名遐迩。     他的大哥大嫂曾多次希望他能为侄儿安排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我是党的干部，不能为自己的亲属谋私利。”     他的小儿子结婚时，他坚持一切从简，甚至不让动用公家的汽车，最终孩子们组成了一个自行车接亲队。     黄克诚在中央军委工作期间，他也始终严格掌握军费开支，提倡勤俭建军，尽管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但他仍千方百计节省资金支援国家建设。     他的家里每餐只有两个菜，招待客人时才会加两个，这一习惯一直保持了几十年。     1986年，黄克诚病重弥留之际，已经无法说话，他颤抖着写下遗言，叮嘱家人丧事一定要简办，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不准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在国法与亲情的天平上，黄克诚选择了前者，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