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8岁的谢津洗完澡后，从23层高楼一跃而下，临终时，她躺在母亲的怀里，说：“妈妈，我好后悔。万万没想到，毁掉她的居然是她打了别人“一巴掌”。 1990 年北京亚运会，谢津穿着白色长裙站在舞台中央。 《亚运之光》的旋律响起，她的高音让全场沸腾，万人欢呼。 下台后，母亲抱着鲜花冲过来：“闺女，你火了！” 很快，她和毛阿敏、那英并列一线，专辑销量暴涨，粉丝信堆成山。 公司高层开始频繁找她，有人眼神不对劲，她只能假装没看见。 1994 年排练室的白炽灯下，谢津把歌词纸揉成团砸向墙。 纸团散开，“不想为利益改歌词，只想唱真心” 的字迹露出来。 经理推门进来，捡起纸团冷笑：“要么改，要么别想上音乐会。” 她攥紧拳头：“歌是我的命，改了就不是我唱的了。”那时她还不知道，这场关于 “歌与尊严” 的对抗，会让她走上绝路。 1993 年公司会议室，谢津坐在角落听经理分配资源。 “你的新专辑，得加首情歌，让李总写词。” 经理的话带着不容置疑。 她抬头反驳：“我的歌要唱生活，不是唱给某个人听的。” 李总坐在一旁，眼神暧昧：“小谢要是听话，以后资源少不了。” 母亲在桌下拽她的衣角，她却没低头：“我不唱这种歌。”1994 年音乐会前一周，经理找到谢津的化妆间。 “只要你陪李总吃顿饭，音乐会的 C 位就是你的。” 他晃着演出名单。谢津把名单推回去：“我靠实力上舞台，不是靠这个。” 经理脸色变了：“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离了公司能活？” 她起身要走，经理拦住：“等着瞧，我会让你后悔。”那天起，她就觉得音乐会要出问题，却没料到是设备被篡改。 音乐会出事后，谢津在后台找到经理，对方却倒打一耙。 “是你自己唱得差，还怪设备？” 经理的话引来围观者哄笑。 有人小声说：“她就是太傲，该受点教训。”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怒火冲上来，她扬手给了经理一耳光。 耳光落下的瞬间，她看到经理眼里的狠：“我会让你在圈子里混不下去。”1995 年，封杀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她的专辑从货架上消失，以前合作的音乐人都躲着她。 母亲四处求人，甚至给经理下跪，对方却只说：“让她自己来求我。”她知道后，拉着母亲：“妈，别求他，我就算不唱歌也不丢这个脸。” 可夜里，她看着母亲偷偷抹泪，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1996 年，谢津尝试写歌投稿，却全被退回。 有编辑私下告诉她：“上面打过招呼，不让用你的作品。”她把写好的歌全烧了，看着火苗，眼泪掉下来。 母亲劝她：“要不咱们回老家吧，不做这行了。”她摇头：“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那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没了希望。 1997 年，谢津被诊断出重度抑郁症。 医生说她是因为长期压抑、压力过大导致的。 她开始失眠，吃不下饭，体重暴降 20 斤，镜子里的人很陌生。 有次，她看到以前的演出视频，突然哭着说：“我想唱歌，我想回到舞台。”母亲抱着她：“会的，一定会的。” 可她知道，这只是安慰。 1999 年 2 月 13 日，谢津把所有的药都倒了出来。 却又收了回去，她想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帮母亲做完家务，她回到房间，拿出藏了多年的歌词本。 里面有她写的反抗潜规则的歌，有粉丝的信，还有那张亚军证书复印件。 她把歌词本放在床头，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月亮。 1999 年情人节清晨，谢津从 23 楼跳下，结束了 28 岁的生命。 警方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歌词本，还有一封没写完的信。 信里写：“妈妈，对不起，我撑不下去了，我只想好好唱歌，为什么这么难？” 母亲看到信，哭得晕了过去：“是妈害了你，妈不该把你管得太严。” 如今，谢津的故事偶尔还会被提起，成为乐坛的一声叹息。 她的未发表作品被整理出版，里面的歌充满了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潜规则的反抗。 有人说，如果当时有人帮她，她或许就不会走上绝路。 母亲每年都会去她的墓前，带一束她喜欢的花，陪她说说话。 那本歌词本，被母亲好好珍藏着，里面藏着一个女孩未完成的音乐梦。 信源：生活时报——我知道谢津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