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6年，大汉奸万里浪被判处死刑，执法队长将他绑到刑架上，对着四肢各打一枪后，又对着下面的部位开了一枪。 1946年的夏天，上海江湾刑场热得让人心烦意乱，空气里弥漫着柏油融化的焦糊味，比这更让人窒息的是人群中压抑不住的躁动。 随着五声枪响划破湿热的空气，万里浪，这个曾经让整个上海滩一听名字就要绕道走的“76号”魔头，终于倒在了刑架下。 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处决，执法队长并没有马上要了他的命，而是对着他的四肢连续开了四枪，四声沉闷的枪响后，他那想摆架子的身躯彻底垮了，最后才补了一枪。 围观的老百姓拍手叫好，甚至有人往里扔烂菜叶，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持枪的执法者魏桂龙，正在完成一场私人恩怨的清算。 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万里浪代表的是“恐惧”，他有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绝活——看脖子，一般人看人脸，他抓特务看颈椎，他常跟手下说，做这行的鬼鬼祟祟爱回头，正经人脖颈子是直的，靠着这套阴损的功夫，他在国际饭店顶楼喝咖啡的时候，就把军统大将陈恭澍给扣下了，对方连拔枪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精准的狠毒也曾落到魏桂龙身上，在那阴暗潮湿的地牢里，万里浪曾拿着手术刀在他皮肤上轻轻比划，甚至让他把效忠誓词背了一遍又一遍，冰凉的刀锋贴着温热的肉游走，那种比死还难受的折磨，让魏桂龙此后很多年都会在噩梦中惊醒，所以那天的五枪，第一枪打碎傲慢，后几枪为了旧账，最后才是给国法的交代。 这样一个把别人拿捏在股掌之间的人，却在战后的风暴眼里活成了一个笑话，日本投降前夕，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坏种”彻底慌了神，他试图用囤积的金条换一条生路，想从码头悄悄溜去国外，结果被早就盯上他的仇家逮个正着。 到了法庭上，面对曾经被他诬陷“通共”的商人、身上带着伤疤的受害者，他低垂着头，那些“我是双面间谍”、“我为戴笠工作”的辩解苍白得如同废纸。 他曾试图在遗书中写下“奉命行事”来为自己洗地，但在法警收尸时，那张纸只剩下一半，另一半被他绝望地吞进了肚子。 他机关算尽，把两头下注当成护身符，投靠日本人时说是“曲线救国”，私下里联系军统时说是“戴罪立功”，以为只要做足了工具人的本分，总有一方能保住他，可他忘了，当戴笠那架飞机撞山之后，他在新权贵眼里早已是一块用烂了的抹布，所有沾着血的旧账都要在他身上结清。 最荒诞的一幕发生在他死后。 十六口薄皮棺材在刑场边排成一排，家属们在混着血腥气的空气里翻找亲人，万里浪的妻子掀开那块写着丈夫名字的棺材板，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囚服虽然一样，但那不是他。 在这个混乱的夏日午后，尸体成了随意调配的物件，有人不愿意惹麻烦早早领走埋了，有的棺材里躺着的根本对不上号。 那个曾经精于算计特务头子，身后事却成了一笔烂账，妻子像是发了疯一样在停尸房和乱坟岗之间奔波，最后甚至要把已经入土的一具尸体重新挖出来核对，那具尸体挖出来时早已面目全非，腐烂的气息冲得人睁不开眼，没人能认出那到底是谁。 妻子站在那具早已无法辨认的腐尸前，不知道是该吐还是该哭，最终只能强忍着恶心将其重新掩埋，立上“万里浪”的碑。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在虹口公园的晨练间隙争论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彻头彻尾的汉奸，还是被遗弃的棋子，这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魏桂龙晚年还留着那把左轮手枪，常指着那上面的刻痕说，那一枪手抖了，没打在最解气的位置，而万里浪那个不知道埋着谁的坟包，就像他这荒唐的一生——以此欺人，最终被人所欺，落得个名为“万里浪”却无人知晓尸骨何存的下场。 信息来源：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名人辞典1840-1998》——吴成平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