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有一个游击队长叫樊金堂，多次奇袭日军，名气越打越大，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李向阳式的抗战英雄”。 樊金堂出生在山西定襄县沙村一个穷苦人家，1920年2月19日那会儿，家里靠种地勉强过日子。他小时候帮家里干农活，八岁才有机会上私塾念书，之后考进县第二高等小学，继续读书。求学时候，他看到社会上穷富差距大，穷人日子苦，就开始琢磨这些事。 1936年冬天，他在定襄中学上学时，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从那开始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帮着组织宣传，动员青年人参与。次年七月，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积极拉拢当地青年，开展抗日动员和情报收集。卢沟桥事变后，樊金堂帮着组建定襄县抗日自卫队，当上中队长，负责训练和巡逻任务。 樊金堂在晋察冀边区指挥游击队，多次针对日伪军展开奇袭，行动越来越大胆，名声在根据地内外传开，当地群众把他比作李向阳那样的抗日英雄。1939年初秋，他得到日军从简安村运粮的情报，就组织埋伏在大官山道上，队伍成功截获七车粮食，转运到根据地补充军需。这次行动上报刊，边区军民都赞扬他们的效率。 另一件事是针对河边村的伪维持会长，这家伙留学日本后投敌，祸害乡亲。樊金堂派人侦察几次，摸清规律后，派小队夜间抓捕，绑走会长，并在村口贴布告警告其他汉奸。这打击了伪政权的气焰，稳定了当地秩序。1940年10月，日伪想抓他母亲报复，他提前组织群众转移家人，母亲藏在山洞里，躲过了搜捕。 还有一次敌军围村，他让队伍隐蔽，自己利用缴获的敌服假装指挥，误导敌兵互射，趁乱带队撤离。这些事迹在民众中流传，边区报纸报道后，他的名气更大了，在五台和定襄一带，被称作滹沱河畔的夏伯阳，激励青年加入抗日。 他的战术注重情报和突然性，避免正面冲突，最大化利用地形优势。 樊金堂的这些行动不光是军事打击，还结合了锄奸工作，清除内部隐患。像抓伪会长那样，直接针对汉奸，震慑了潜在投敌者。根据地军民看到这些成果，就更支持游击队，提供情报和补给，形成良性循环。他的名声传播靠的是实际战果，不是空谈，群众口口相传，自然把他当成英雄模范。 定襄日军联队长听说樊金堂的事迹后，派人送信邀请见面。樊金堂去了一处村落，两人喝酒聊天，联队长佩服他的胆略，樊金堂提到队伍缺机枪弹药，对方答应送来。几天后，两名日兵带白旗护送一挺歪把子机枪和两箱子弹，由民夫抬到游击队驻地。日兵说不回去了，否则会被处死，樊金堂收下东西，同意他们加入队伍，从此参与抗日。 这事在边区传开，显示了樊金堂的影响力大到敌方内部。 抗战结束后，樊金堂去延安进修，学习战略知识，后来到东北处理重建工作。新中国成立，他当地方干部，协调乡村事务，到1988年退休。晚年，他收集抗日资料，撰写回忆录。2002年1月14日逝世于定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