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周女士的丈夫为了多赚点钱，帮邻居翻修房顶，结果意外坠楼，摔成重伤，期初邻居还看完给了部分医药费，但得知要花巨额费用治疗后，就变脸了，周女士现在很无助，医生说丈夫可能要彻底瘫痪，只能寄希望邻居能赔偿。 夏季的一天，邻居赵某来到周女士家，说厂里活多，临时需要帮工，一天给200元报酬。周女士的丈夫是个老实人，平时想着多干点活减轻家里负担，就答应了。那天，他早早来到厂里，准备上屋顶修理瓦片。厂房屋顶是老旧瓦片铺设，看起来已经松动，但赵某并未提醒任何风险。就在他埋头干活时，脚下一滑，从三米高处重重摔下，当场昏迷。 送到医院后，医生告知：伤势严重，下半身完全失去知觉，以后恐怕要依靠轮椅。这样的结果，对一家人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起初，赵某还表现得负责任，先是垫付部分医药费，偶尔来探望。但当得知后续需要巨额治疗费用时，他的态度逐渐冷淡，最后干脆不再露面。 周女士白天照顾瘫痪的丈夫，晚上还要回家照看三个年迈的老人。家中女儿因无力缴纳学费被迫辍学在家。走投无路的她再次上门寻找赵某，却被对方故意回避。无奈之下，她选择向记者求助。 从法律的角度，这究竟该如何定性？关键问题在于：周女士丈夫与赵某之间的关系，属于何种性质？责任又应如何划分？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时，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接受劳务的一方若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在本案中，赵某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有义务为劳务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厂房屋顶是旧瓦，存在明显危险，赵某却没有进行任何提醒，也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这一行为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 法律强调，雇佣或劳务提供中的安全义务不可推卸。《民法典第1191条》同时规定，因第三人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第三人应承担侵权责任。赵某邀请周女士丈夫到厂里干活，从性质上已形成劳务关系，其对危险知情却未告知，属于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赔偿范围通常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以及必要的康复费用等。如果未来因伤致残影响生活，还可能涉及长期抚养及护理责任。赵某前期垫钱，后期推诿，实质上是在逃避责任，这种行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背离了最基本的社会公德。 从周女士丈夫一方来看，作为劳务提供者，他也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如果证据显示，他明知屋顶危险仍然冒然行走，可能存在一定过失。但就目前情境而言，他并没有得到任何提醒，难以认定为重大过错。因此，责任的主要部分应由赵某承担。 社会上类似案例并非个例。江苏某地曾有一起案件，工人受雇为邻居帮工，在操作过程中坠落受伤。法院判决认为，雇佣方未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应对工人损伤承担大部分赔偿责任。该案为本案提供了司法参照：即便双方只是口头约定的临时劳务，也不意味着法律责任可以规避。 那么，周女士一家该如何维权？ 首先，要收集证据。包括赵某邀请干活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医院的病历资料和费用清单，还可以寻找当日目击者作证，证明赵某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其次，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赵某承担赔偿。法院会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比例，通常情况下，雇佣方责任更重。 在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往往判决雇佣方承担七至八成责任，劳务提供方承担少部分责任。这样的比例既体现了雇佣方的安全保障义务，又兼顾到劳动者本人的注意义务。 从社会层面来看，这起事件反映出临时劳务用工风险高、保障缺失的现象。许多工人为了生活接受邻里或小厂的零工，却未签署书面合同，更缺乏保险保障。一旦出事，往往只能依靠诉讼来维护权益，而这对弱势家庭而言无疑是二次打击。 法律在这里提供的不仅是规则，也是最后的依靠。它明确告诉每一个用工方：安全保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对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也提醒我们在接受零工时，应尽量签订简易合同，保留相关证据，避免事后举证困难。 在周女士一家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意外事故，更是底层家庭面对风险时的无力感。200元的临时工钱，最终换来的是一个家庭的支离破碎。而这背后，暴露的是小型用工市场里长期存在的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