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圆丈夫儿子梦，冒死怀第5胎。她浑身浮肿肚大肥圆，爱吃辣椒，连鞋都穿不进，丈夫狠狠扯住她的头发，怒骂：“一看又是个赔钱的！” 在旧时代那个重男轻女的四川乡下，一个媳妇儿连生四个闺女，就跟欠了全村人似的。董竹君咬牙再怀第五胎，肚子胀得像水缸，腿肿得鞋都塞不进，还总想吃辣椒解腻。生产那天，丈夫夏之时酒气熏天冲进来，揪住她头发就骂：“一看又是个赔钱的！”这胎到底藏着啥秘密？她这辈子还能翻身不？ 1900年，她生在四川一个书香门第，家里穷得叮当响，早早辍学帮着操持家务。1914年，十四岁的她嫁给夏之时，比她大八岁。那时候的婚姻，哪有啥浪漫，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夏家虽说沾点新派边儿，夏之时还参加过些变革活动，可骨子里头还是老一套，传宗接代搁谁身上都是头等大事。董竹君进门没几年，就接连生下四个女孩，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紧巴。乡下人闲聊时，总拿这事儿当笑柄，说夏家没丁，祖坟怕是要冒青烟。夏之时表面上不吭声，私下里对闺女们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动不动就甩脸色。 董竹君四次生孩子把身子掏空了，可她清楚得很，再没男孩，这家就散了架。她下定决心，1924年底又怀上第五胎，那年她二十五岁，身体本就弱，偏偏还得扛着农活和家务。乡村的日子苦，田里刨食，灶上生火，四个孩子围着要吃要喝，她省吃俭用，抓些中药调养身子。孕期里，辣椒成了她解馋的宝贝，川味儿重，咬一口辣得直冒汗，可总算能压住那股子恶心劲儿。这样的坚持，在当时看来，就是女人为家为夫的尽头本分。 转眼到1925年，孕晚期董竹君的模样，让村里人直摇头。肚子大得像要爆开，浑身浮肿，脚踝肿成馒头，鞋子根本穿不上，只能光脚踩在泥地里。夏家借她生日名义摆酒席，亲戚邻居挤满堂屋，酒菜上桌，麻将声响到半夜。她挺着身子上前招呼，热气熏人，腹中石头般沉重。婆婆在一旁盯着，不许她半途歇着。凌晨两点，丫头梅香见她不对劲，赶紧套车往城里医院赶。土路上颠簸，羊水破了，接生大夫一瞧这阵势，摇头说再晚点就危险了。产房里折腾一宿，总算听到婴儿哭声，是个男孩，取名夏大明，说是要光大门楣。 可大夫脸色不对，又从肚里取出个没成形的胎儿，早没了气。那是个女孩胎儿。董竹君刚缓过劲儿，夏之时就闯进来，身上酒味儿冲天。他一看那死胎，气不打一处来，揪住董竹君头发，骂道：“一看又是个赔钱的！”这话说得多狠，屋里人都愣了。男孩虽生了，可这双胞胎的结局，让他觉得白搭了劲儿。董竹君身子虚，躺在床上，身边是刚出生的孩子和那没命的胎儿。夏之时甩袖子走了，留下满屋子尴尬。这样的场景，在旧社会司空见惯，女人生不出“有用”的，就得挨骂挨打。 男孩满月，夏家摆席比过年还热闹。夏之时抱着儿子挨桌敬酒，笑眯了眼，四个闺女缩在墙角，身上补丁摞补丁，吃着残羹冷炙。喜事没几天，旧毛病又犯了。大闺女随表亲上山摘野果，回来就被夏之时堵在柴房，甩出把剪刀，说姑娘家跟外人厮混，丢了祖宗脸，要么自了要么滚蛋。董竹君护着女儿，家里闹得鸡飞狗跳。那年头离婚难如上青天，可她铁了心要走。夏之时趁她病着，把儿子过继给三房亲戚，说夏家香火不能断在女人手里。董竹君咬牙忍着，典当了最后一件首饰，领着四个闺女上船，奔上海去。 到了上海，董竹君带着孩子挤在亭子间，风从窗缝钻进来，冷得人直打哆嗦。她们啃冷馒头过日子，她给人洗衣裳，糊火柴盒，晚上借着油灯学记账打算盘。一步步熬出来，1932年在静安寺路盘下小门脸，挂起“锦江饭店”的招牌。店里跑堂掌勺的，都是苦出身的姐妹，菜是本帮菜，拌上川妹子的麻辣劲儿，文人墨客和西装客挤满两层楼。生意红火，董竹君坐在账房里拨算盘，日子总算稳当了。 儿子夏大明长大后辗转找上门，手掌老茧厚厚一层，她看着，眼里含泪。四个闺女也争气，有人考上金陵女大，有人帮着管店。锦江饭店后来成上海名流聚脚地，抗战那几年，还暗中资助抗日救亡。董竹君以巾帼之力，投身民族大业，地方志上都记着这笔账。她给闺女置嫁妆时，总说，女人自家有本事，比嫁十个阔少爷都强。这话传开，店里丫头们听了，眼里亮堂堂的。 董竹君的一生，搁在旧中国，就是无数劳动妇女的缩影。重男轻女的枷锁，逼得她从四川乡下走到上海滩，从挨骂的媳妇儿变成开饭店的女老板。夏之时的那些混账话，没压垮她，反倒让她看清了路。第五胎那事儿，本是家丑，可它成了转折点。男孩生了，女孩胎没了，丈夫的怒骂像把刀，划开旧习的遮羞布。董竹君没怨天没尤人，就凭一双手，闯出锦江这份家业。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女人自立，才是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