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中国大使张伟烈正在摩洛哥王宫参加盛宴，突然大批士兵冲进来猛烈扫射

1971年7月，中国大使张伟烈正在摩洛哥王宫参加盛宴，突然大批士兵冲进来猛烈扫射，瞬间死伤200多人，张大使满身是血危在旦夕。 1971年7月10日，那天，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斯基拉特宫，海风习习，乐声悠扬。一千多名各国显贵、皇亲国戚云集于此，银质餐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和香料的味道。张伟烈大使和翻译聂影本来是带着美好祝愿来的，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哈桑二世国王套套近乎，毕竟那时候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呼声正高，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谁能想到，就在大家准备切蛋糕的时候，死神已经悄悄摸到了门口。 并没有什么预警，枪声就像爆竹一样突然炸响。 冲进来的是大约1400名全副武装的军校学员。这帮人就像发了疯的野兽，端着冲锋枪见人就扫。请注意，是无差别扫射。 这一刻，什么外交礼仪，什么贵族风度，统统失效。现场瞬间变成了修罗场，尖叫声、玻璃破碎声、子弹钻入肉体的闷响混成一团。 张伟烈大使当时的位置非常危险。咱们得说，老革命就是老革命。张大使出身新四军，那是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当周围的贵族老爷们还在发愣或者只会抱头鼠窜的时候，他的身体本能已经被激活了。 就在那一刹那，站在张伟烈身边的比利时大使马塞尔杜普雷特，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就被一颗子弹穿胸而过，当场毙命。滚烫的鲜血直接溅了张伟烈一身。 张伟烈没有慌乱，他一把拉住身边的翻译小聂，大喊一声：“趴下！别乱跑！”在这种混乱的狭小空间里，盲目奔跑就是移动的活靶子。 他们顺势滚到旁边的掩体后，利用地形的死角，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这时候，整个王宫已经被叛军包围，东门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谁从那儿跑谁就得死。张伟烈敏锐地判断出局势，没有随大流往门口冲，而是带着翻译钻进了旁边的一条侧廊。 这场屠杀持续了几个小时，死伤人数瞬间飙升到了200多人。除了比利时大使，摩洛哥的最高法院院长、多位政府部长都倒在了血泊中。这是一场真正的“斩首行动”。 叛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甚至可以说是被蒙蔽的炮灰。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是迈德布赫将军，这哥们儿想当总统想疯了。但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会死在“友军”手里——混乱中，一名紧张过度的士兵走火，直接把自己的头头迈德布赫给打死了。 群龙无首，这仗还怎么打？ 这时候，被扣押的哈桑二世展现出了作为一个君主的顶级心理素质。他没有求饶，也没有硬拼，而是利用自己在宗教上的崇高地位——在摩洛哥，国王被视为先知的后裔。他对着看守他的士兵念起了《古兰经》。 这招简直是降维打击。那些年轻的士兵本来就是被忽悠来的，一看到国王威严地诵读经文，心里的敬畏感油然而生。几分钟后，原本凶神恶煞的叛军竟然纷纷跪倒在地，吻国王的手，高呼“万岁”。 这场血腥的闹剧，就这样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收场了。 虽然危机解除，但对于张伟烈来说，战斗才刚刚开始。 他和翻译小聂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穿过满是残肢断臂的宴会厅，找到了幸存的司机。回到大使馆时，两人浑身是土，狼狈不堪，使馆留守的同志都被吓坏了。 张伟烈顾不上洗澡更衣，也顾不上处理伤口，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冲进机要室。 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职责不仅仅是保命，更要向国内传递准确的情报。因为当时情况极度混乱，外界谣言满天飞，有的说国王死了，有的说摩洛哥变天了。中国政府需要第一时间知道真相，以决定外交立场。 电话打到一半，线路断了。显然，叛军切断了通讯。 在那漫长的一夜里，张伟烈大使馆里灯火通明。外面的街道上坦克轰鸣，局势晦暗不明。直到深夜11点，广播里传来了哈桑二世的声音，宣布政变已被粉碎，张伟烈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这次事件，看似是一场偶然的宫廷政变，但咱们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背后全是国际政治的博弈。 后来的调查显示，这场政变的水很深。除了那个倒霉的迈德布赫，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哈桑二世非常信任的国防大臣乌夫基尔，而乌夫基尔的背后，隐隐约约有着美国中情局的影子。那时候正是冷战高峰期，大国为了控制北非战略要地，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大使在这场风波中，虽然是“吃瓜群众”，但也差点成了牺牲品。这件事深刻地体现了当时中国外交环境的复杂与凶险。 后来张伟烈离休了，过上了普通老人的生活。他爱逛北海公园，爱坐公交车，看起来和北京街头的邻家大爷没啥两样。谁能想到，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曾经在北非的宫殿里，在机枪的扫射下，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晚年曾写诗言志，说九十岁也不算老。这种乐观豁达，或许正是源于他那段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见惯了生死，也就看淡了名利；经历过风雨，才更懂得珍惜当下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