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脱离社会7年的宝妈跟大冰连线，说自己想改变生活，想出去工作。 她攥着发烫的手机，指节因为用力泛白，连线界面里大冰的头像带着惯常的爽朗，“这想法当然对”——话没说完，她已经开始下意识地绞手指。 “可是…”她声音低了下去，“孩子小学放学比下班早两小时，托管班一个月要一千二，我要是找个三千的工作，去掉这个就剩一千八了。” 大冰在那头笑起来，“别人都能平衡，你就是想太多。”她听见这话时，突然想起上周邻居宝妈说的，人家婆婆就住对门，而她老公在外地出差，一年回来三次。 社区托育点名额要排半年队，钟点工阿姨开口就要四十五一小时，比她预期的时薪还高。她不是没试过投简历，HR看见“七年空档期”时，眼神里的犹豫比直接拒绝更让人难受。 这七年里，她早就把自己活成了“全能管家”——会修漏水的龙头，能背下孩子所有过敏源，却忘了怎么在面试时说“我能胜任”。不是不想改变，是改变的成本像座小山，她得先确认自己有足够力气搬动。 大冰说“你如果想你也可以”，可“想”从来不是单靠意志力就能飞的鸟。她试过把孩子反锁在家两小时去面试，回来时孩子缩在门后哭到呕吐——从那以后，“不放心”三个字就像根刺，扎在每次“想改变”的念头里。 难道真的是她不够勇敢吗？ 有人说她“被家庭困住了”，可困住她的，是幼儿园四点半的放学铃，是急诊室里只能自己签的手术同意书，是深夜孩子发烧时找不到人换手的无助。这些，电话那头的大冰看不见。 连线挂断时，她没再说什么。屏幕暗下去，映出她眼角的细纹——那是七年里无数个独自哄睡的夜晚刻下的。这次对话像面镜子，照出的不是谁对谁错，是两个世界的距离：一个站在“应该怎样”的高地上，一个陷在“只能这样”的泥沼里。 她慢慢把手机放回口袋，厨房飘来孩子喊“妈妈”的声音。想改变的念头还在，只是比刚才更沉了些——沉得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可是”，每一个都拴着具体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