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城老街开了家小诊所，一晃就是二十年。五十出头的年纪，头发白了大半，戴副磨出

我在县城老街开了家小诊所，一晃就是二十年。五十出头的年纪，头发白了大半，戴副磨出包浆的黑框眼镜，每天守着诊桌，看些头疼脑热的毛病，日子过得平淡，也踏实。三年前的一个傍晚，天刚擦黑，诊所的门被“哐当”一声撞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踉跄着进来，额角淌着血，胳膊上的伤口翻着红肉，沾了不少泥灰。是街面上的王虎，出了名的小混混，我见过他几次，不是和人吵架，就是叼着烟在巷口晃悠。他捂着伤口，脸上没什么好脸色，却没撒野，只闷声说：“包扎下。”我没多问，让他坐在诊疗椅上，拿碘伏棉签慢慢清理伤口。伤口深，得缝几针，他咬着牙没吭气，额头上的冷汗却顺着下巴滴在白大褂上。包扎完，我从药柜里拿了盒消炎药递给他，“按时吃，别沾水。”他摸了摸口袋，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我摆了摆手，“走吧，不用给钱。”他抓起药盒，转身就走，步子又快又急，像是怕我反悔似的。这事我没放在心上，诊所的日子照旧。老街的街坊熟门熟路，进来喊一声“李大夫”，坐下说症状，我开方子、拿药，偶尔聊两句家常。偶尔有人提起王虎，我也只是淡淡应一声，转头就忘了。三年时间，快得像阵风。老街要拆迁，我的诊所也在规划里，得搬到市里去，第一步就是去卫生局办手续。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揣着一沓整理好的材料赶去卫生局。办事窗口的年轻小伙叼着烟，手指在键盘上慢吞吞地敲，问一句答半句，把我的材料翻了翻，随手丢在一边：“材料不齐，等着吧。”我心里犯嘀咕，材料都是按要求准备的，却也只能站在一旁干等。正焦躁着，里屋走出个穿西装的男人，四十多岁，神情严肃，路过窗口时，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半天，突然开口：“你是县城老街开诊所的李建国？”我点点头，他没再多说，冲办事员抬了抬下巴：“把他的手续办了，优先批。”办事员立马掐了烟，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麻利地帮我办好了手续。走出卫生局，我才从旁人的议论里知道，这男人是卫生局的王副局长，正是王虎的爹。新诊所开在市里的居民区楼下，装修按规来，药品器械也都是正规渠道进的，开张半个月，生意刚有起色，一辆印着卫生监督执法的面包车就停在了门口。几个穿制服的人亮了证，说有人举报我诊所违规操作，要进屋检查。我心里坦荡荡，领着他们里里外外看。诊疗室的消毒记录写得整整齐齐，药品台账一笔一划都清晰，处方单也按规定留存，他们翻了半天，没找出一点毛病。领头的脸色很难看，转了一圈，指着墙角的垃圾桶说：“医疗垃圾没分类，罚款两千。”我凑过去一看，桶里就几张用过的棉签和一次性手套，是护士早上忙忘了。我想解释，对方根本不听，开了罚单扭头就走。这事过去没三天，卫生监督执法队又上门了，说有人举报我卖过期药品。他们把药柜翻了个底朝天，连刚拆封的新货都检查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次领头的没开罚单，只撂下一句：“以后注意点，别让人抓住把柄。”我这才觉得不对劲。我在市里没熟人，没得罪过谁，除了王副局长，再没和官场的人打过交道。托老街的朋友一打听，才知道王副局长最近在竞争局长的位置，有人拿他给我批手续的事做文章，说他以权谋私，那些举报信都是冲他来的，我这诊所，不过是被殃及的池鱼。没过两天，王虎找上门了。他穿了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和三年前的混混模样判若两人。他给我递烟，我没接。他搓了搓手，语气局促：“李叔，我爹那事连累你了，对不住。”他说，他爹没法直接出面，让他来传个话，要么我先停业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开。我摇了摇头：“诊所刚开张，房租装修都是钱，停业亏不起。”王虎叹了口气，说对方不会善罢甘休，又给我出了个主意：“你主动去卫生局交份自查报告，把医疗垃圾没分类、消毒记录的小疏漏写上，主动承认错误，交点小额罚款，态度诚恳点，他们就没理由再找你麻烦了。”我琢磨了一夜，觉得这法子可行。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卫生局，递上自查报告时，正巧碰到了王副局长。他没提之前的事，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老李，行医不易，规矩不能破。”我点点头，按要求交了五百块罚款，写了份保证书。从那以后，果然再没人找诊所的麻烦。半年后，王虎又来了，还带了一面红底金字的锦旗，上面写着“医者仁心”。他说，他爹顺利升了局长，特地让他来道谢。我把锦旗挂在诊所的墙上，来看病的街坊问起，我只笑着说：“小事，不值一提。”如今诊所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来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说我运气好，攀上了高枝，我却没放在心上。每天坐诊，遇到家境困难的病人，还是会少收点钱，或者免费给点药。行医几十年，我就认一个理：凭良心做事，比什么都重要。夕阳西下的时候，余晖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医者仁心”的锦旗上，也落在我给病人把脉的手上。我依旧是那个老街出来的李大夫，守着我的小诊所，做着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