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8日，湖北省长阳县人民政府以“反革命战犯罪”处死了抗日爱国将领、起义将领、原国军少将李继龙。 李继龙1898年出生于湖北长阳土家族地区，早年家庭条件有限，通过亲戚资助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接受军事教育。毕业后，他加入李明灏部队，从营长逐步升至副团长。在李明灏的影响下，李继龙接触到爱国和民主思想，这为他后来的选择奠定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选送到重庆陆军大学进修，1942年毕业并获少将高参衔，派往广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组织学生队伍，传播救国理念，推动地方抗日热情高涨。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宣传经验，也让他在战区内崭露头角。 调任77师少将参谋长后，李继龙参与长沙和衡阳地区的防御作战。日军在这些区域推进猛烈，李继龙负责协调部队部署，阻击敌方进攻。同时，日军试图拉拢宋鹤庚组建伪政权，李继龙获知情报后，组织力量保护宋鹤庚及其家属，并说服宋鹤庚拒绝合作。这次行动直接挫败了日军的政治图谋，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战争胜利后，李继龙转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但面对蒋介石推动内战，他选择以健康理由申请退役，获准后移居武昌从事商业活动。这反映出他不愿卷入内战的态度。 1946年，李继龙参与国大代表竞选，并在南京会议上公开批评国民政府腐败问题。这番言论导致他受到蒋介石集团的排斥，此后他淡出军政圈，仅挂国防部少将参议虚职，继续在武昌经商。在商业活动中，李继龙利用自身身份，多次为江汉军区地下党提供掩护，帮助他们避开国民党追查。后来，为避免暴露风险，他返回长阳老家定居。在当地，一位名为刘春龙的地主向他咨询解放军过长江的可能性，李继龙分析形势，建议刘春龙主动争取立功。刘春龙随后组织枪杀国军79军7名士兵，这引发199师师长黄粱的报复意图。 李继龙得知事件后，赶往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处调解。宋希濂同意从轻处理，并任命李继龙为79军少将副军长，让他返回长阳调停。李继龙抵达199师驻地后，与黄粱协商，最终化解冲突。这次介入让他重新进入军中，也为后来罪名埋下隐患。1949年10月，李继龙试图说服黄粱率199师起义，但黄粱拒绝。李继龙缺乏实际控制权，只能独自前往解放军50军驻地宣布起义。起义后，他返回武汉继续经商，并加入民革组织，参与新中国政协会议。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出售汉口筷子街一栋房产，将全部款项捐献国家，用于支持志愿军前线。这体现出他的爱国行动。 1953年，武汉市公安局以地方战犯罪名逮捕李继龙，并移送长阳县关押。关押期超过一年，期间接受多次审讯，焦点集中在起义前军中职务和旧联系上。1955年12月8日，长阳县人民政府判决他犯反革命战犯罪，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这次判决基于当时镇反运动背景，将李继龙过去军中经历视为罪证。尽管他有抗日和起义贡献，但判决未予考虑。这段过程揭示了时代背景下对历史人物的复杂评判。 李继龙的经历并非孤例，许多起义将领在早期新中国建设中面临类似审查。镇反运动旨在清除潜在威胁，李继龙的旧军背景成为焦点。他在国民党时期的职位，如少将副军长，被视为与旧政权勾连的证据。尽管他起义投诚并捐款支持国家，但这些未能抵消审查压力。判决执行后，他的家属承受长期影响，直到后期政策调整。这反映出历史转折期的严苛氛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李继龙案进行复核，调查小组查阅档案，核实他的抗日贡献、起义事实和捐款记录。1986年，法院正式认定李继龙属错杀，撤销原判决，恢复其抗日爱国将领和起义将领荣誉。同时，向家属发放抚恤金。长阳县统战部进一步认定他为起义人员，按相关待遇处理，并颁发证书。这次平反基于详实证据，纠正了历史偏差。 李继龙的平反过程涉及多部门协作，统战部在确认起义身份时，参考了档案中他劝说刘春龙和独自起义的记录。这不仅恢复个人名誉，也为类似案件提供范例。他的经历成为研究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人物命运的案例，许多历史学者通过档案分析，探讨起义将领在新中国初期的境遇。这有助于理解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选择与国家政策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