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同意了挖掘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打开棺材后，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后，慢慢变黑，珍贵文物也受到了伤害，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早年在四川接受教育，后留学日本学习医学。他后来转向文学和历史研究，创作诗歌并参与社会活动。1930年代，他在日本研究古文字，著述多部关于甲骨文和青铜器的书籍。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推动多项历史调查，对明清文化有浓厚兴趣。他多次考察北京古迹，主张通过发掘陵墓获取史料，但忽略了当时技术局限，导致后续问题。吴晗出生于1909年，专攻明史，在清华大学学习和任教，著有明太祖传记等作品。新中国后，他任北京市副市长，负责文化事务，对帝王陵寝结构感兴趣。他主导提出发掘计划，与郭沫若联名上书，但未充分考虑保护措施，造成文物损失。 1955年秋，吴晗起草报告，联合郭沫若等人向国务院提交，建议发掘明成祖长陵。报告强调考古意义，获批后组建长陵发掘委员会。初期勘探长陵时，入口难寻，地下结构复杂。考古队由夏鼐负责，赵其昌任队长。他们使用探铲测量陵区，但进度缓慢。转而勘察其他陵墓时，在定陵附近发现砖墙痕迹。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位于北京昌平。1956年5月17日，发掘启动。工人们挖开墓道，推进到金刚墙前。1957年5月，金刚墙突破，进入地宫。地宫由前殿、中殿、后殿组成，总面积1195平方米。三口棺椁置于后殿，周围有陪葬品如金冠、玉器。 打开主棺时，朱翊钧遗体裹在龙袍中，金丝绣龙纹初现。但空气涌入，袍面颜色渐暗，布料发脆。丝织品和漆器剥落，纸张文物碎成粉末。木质陪葬品变形，部分棺材开裂。现场缺乏密封设备，文物暴露导致氧化加速。发掘中，出土金银器、瓷器等，但许多纺织品损坏严重。考古队记录文物位置，但技术不足，无法有效保护。皇帝和皇后遗骨因条件限制，后被火化处理。这次行动出土3000多件文物，提供明代葬俗资料，但损失超过2000件。 发掘结束后，学界反思技术缺失。1958年，国务院下发文件，规定除特殊情况外，不再主动开挖帝王陵寝。这保护了其他陵墓，推动考古转向地面调查。定陵经验促使文物保护制度完善，引入新技术。1959年，定陵博物馆建成，展示修复文物。郭沫若继续领导科学院，研究古代史，至1978年去世。吴晗参与文化管理，至1969年逝世。事件影响考古理念，从发现优先转为保护优先。国家建立专业机构，培训人员，提升保护能力。 定陵发掘虽提供明代政治和文化资料，但暴露了盲目行动的代价。郭沫若和吴晗的推动虽有学术动机，却因忽略风险酿成遗憾。出土的青花瓷和玉器揭示了明朝手工艺水平，但纺织品损失断绝了部分研究路径。政策调整后，中国考古注重可持续方法，避免类似错误。博物馆展出促进公众了解历史，但也提醒保护的重要性。 吴晗在报告中强调发掘对明史研究的贡献，但实际操作中，考古队面临设备短缺。长陵放弃后，定陵成为替代，因其结构相对简单。地宫入口发现源于城墙塌陷，考古人员通过钻探确认。发掘过程耗时两年，用工2万余人，耗资40余万元。出土文物包括29箱陪葬品，如谥册、木俑。龙袍变黑源于氧化反应，当时无惰性气体保护技术。 后续政策禁止主动发掘，确保陵墓完整。定陵成为教训，推动中国文物法制定。郭沫若后期著述奴隶社会史，吴晗专注明代制度研究。博物馆修复工作持续，部分丝织品通过现代手段恢复。事件标志考古从热情驱动转向科学规范。 1955年报告获毛泽东首肯，但郑振铎和夏鼐反对，指出保护不足。发掘转向定陵后，1957年9月玄宫开启。棺椁打开时，遗骨腐烂，陪葬品丰富。但空气接触导致颜色褪去，布料碎裂。考古队尝试补救，但效果有限。出土金丝楠木棺材，后部分下落不明。 政策变化后，国家投入资金，建立考古研究所分支。定陵资料用于明代宫廷用品研究，提供葬制细节。郭沫若和吴晗的角色虽关键，却因决策失误受批评。博物馆开放，吸引学者考察，推动历史教育。 发掘前，考古队调查十三陵，选定陵因入口显露。地宫深度27米，汉白玉墙壁完整。打开后殿，棺床上三棺并排。主棺内朱翊钧着刺绣服，配玉带。但氧化迅速，袍面变黑。陪葬玉璧、金冠保存较好，但纺织品多毁。 事件后，学界讨论经验，强调技术准备。国家出台文物保护战略，避免仓促行动。郭沫若继续推动其他考古，如汉墓调查。吴晗管理北京古迹，直至逝世。定陵成为唯一官方发掘帝陵，留下宝贵但遗憾的遗产。 龙袍变黑过程源于湿度温度变化，空气中氧气作用。文物损伤包括漆器起泡，纸质品粉化。考古队记录显示，损失率高。政策禁止发掘保护了长陵等，避免更大破坏。博物馆展出促进文化传播，但也暴露早期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