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白嫖？”辽宁沈阳，一已婚男子，偷偷瞒着妻子，给女主播打赏17万元。不料被妻子得知后，一纸诉状将女主播告上法院，要求对方归还所有的赠与。
（来源: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
男子王某是一名九零后。2020年，王某与妻子刘女士登记结婚，婚姻关系一直持存续状态。
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在观看直播时，迷恋上了女主播耿某，便多次的给耿某打赏礼物。
2023年，刘女士意外发现王某已经给耿某打赏了17万元，遂将女主播告上法院。
刘女士指出，耿某在明知王某存在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还与王某进行交往，破坏自己的夫妻家庭生活，致使王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自己同意，擅自赠与夫妻共同财产给耿某，以此获得不法财产。
该赠与行为违背了基本道德底线及社会公序良俗，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无效，耿某因该赠与法律行为取得的财产没有合法依据，应当予以返还。
耿某辩称:
第一，耿某实际是平台主播，以直播收集观众热度、人气，接受观众打赏，接受礼物，收取直播平台的分成来获取相应的利益。
耿某与王某也是经过平台的直播间认识，在耿某直播过程中，王某经常在直播间与被告进行交流互动以及打赏。
后为了减少直播平台的抽成，王某则通过微信途径对耿某进行打赏。
而直播打赏并非属于赠与，而是基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网络直播的兴起而衍生出来的新的消费形式，是网络用户在欣赏了网络表演之后进行的精神文化消费，其本质属于一种特殊的“粉丝经济”，与线下消费观看表演相类似。故王某与耿某之间本质为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刘女士要求确认耿某与王某之间赠与合同无效，要求耿某返还财产的前提是赠与合同关系成立。但耿某与王某之间根本不属于赠与关系，而是属于网络服务合同关系。故基于合同相对性，刘女士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起诉。
第二，王某向耿某的打赏行为、打赏金额并未显著超过日常家事的范围，并未对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造成严重侵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人们家庭观念、家庭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变化，在认定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支出时，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
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相关规定，通过手机观看网络直播表演以及充值使用虚拟社区币服务可纳入文化和娱乐服务消费类别，其本身并未超出我国居民常见消费支出范围。
具体到本案，王某从2021年4月至2022年8月之间多次通过微信对耿某进行打赏，且打赏金额绝大部分为300元以下。
综合考虑王某的收入情况、打赏金额、打赏次数等多种因素，王某的打赏金额并未超过日常家事的范围，且王某作为夫妻一方，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享有财产的独立处分权，王某在本案中单独处分的部分财产较之于刘女士与王某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而言仅仅占据极小比例。该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原告的夫妻共有财产权。
第三，即使认定成立赠与合同关系，耿某与王某之间也根本不存在不正当关系，不存在任何构成赠与无效的法定事由，刘女士自身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民法典》第143条、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如刘女士以此主张赠与行为无效，也应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耿某与王某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进行举证证明，如无法举证或者举证内容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刘女士自身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而事实上，耿某与王某之间仅仅通过直播平台认识，后期为方便打赏，相互添加对方的微信。
自始至终，耿某从未与王某在线下见过面，从未在微信上发表任何不当言论，双方之间仅限于正常的沟通和交流，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不正当关系，而且耿某与其家人生活幸福，关系和睦，耿某保留对原告故意歪曲事实，损毁名誉等侵权行为的诉讼权利。
综上，耿某与王某之间属于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不属于赠与关系，刘女士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起诉。即使主体适格，其诉请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但通过庭审查明，王某与耿某未在线下见过面，双方不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服务合同纠纷。
本案王某与耿某系通过快手直播平台相识并互加微信。王某经常观看被告耿某的直播节目，并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双方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其本身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王某一年多的时间频繁多次、数额不大的转账行为，应当预知其后果，应认定系其自愿行为。但王某与耿某涉案金额未通过直播平台进行，而是通知双方微信进行转账，耿某在此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故被告耿某应返还部分款项。
根据本案转账持续时间、次数、金额及日常生活必要限度等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耿某应返还原告王某香第三人王某强转账金额的一半即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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