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姑娘，我是老大。因为没有儿子，父亲在外面偷偷找了个小三，还生了个

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姑娘，我是老大。因为没有儿子，父亲在外面偷偷找了个小三，还生了个弟弟，此后父亲竟公然不回家，工资也不给我母亲，我们母女一家五口就靠母亲一个月三十几元的工资为生，那种艰苦的岁月就无法描述了。 我是家里老大，底下三个妹妹，母亲的肚子再没鼓起过带把儿的。 父亲的眉头就没松开过。他是厂里的钳工，扳手耍得溜，回家却总对着母亲叹气，“丫头片子，将来都是别人家的人”。 那年我八岁，母亲的工资袋磨出了洞，三十几块钱分角票卷成筒，塞在枕头下。每天清晨她数钱的声音比鸡叫还早，三分买酱油，五分打煤油，剩下的要攒着给我们交学费。 第一次见那个女人，是在巷子口的杂货铺。她牵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父亲拎着糖罐跟在后面，笑得我眼生疼。男孩穿的灯芯绒外套，是母亲想给我做却没舍得扯布的那种。 母亲那天没做饭。她坐在床沿，把我们四个丫头的脏衣服堆在膝盖上，针脚扎得又密又急，线头在指间绕成小结。我看见她手背的冻疮裂了，血珠渗进蓝布衫的补丁里。 “妈，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三妹拽着母亲的衣角问。母亲没回头，只把晾衣杆往高处举了举，“衣服得晒到太阳最毒的地方才不会发霉”。 后来父亲彻底不回了。工资单直接寄到那个女人手里，母亲去厂里找领导，人家拍着桌子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她回来时，裤脚沾着泥，手里攥着半块别人给的烤红薯，分给我们一人一小口，自己舔了舔手指。 有天夜里我起夜，看见母亲对着镜子拔白头发。煤油灯的光晃得她影子在墙上抖，她嘴里念叨着“再熬熬，丫头们大了就好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她掉眼泪，像屋檐水，一滴，又一滴，砸在脸盆里。 邻居王婶偷偷跟我说，“你爸也是苦，老太太临终前攥着他手，说‘老李家不能断了根’”。我摸着母亲纳的鞋底，针脚比父亲的扳手印还深，突然不懂，根到底是长在儿子身上，还是长在谁也不肯撒手的日子里？ 母亲的工资袋后来换成了塑料的，还是磨破了角。她开始接零活，给人缝棉袄，一分钱钉十颗扣子。我们四个轮流帮她穿针线，妹妹的小手被针扎破了，母亲就把线头含在嘴里抿湿，“这样就滑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母亲的手肿得像馒头，却给我们每人缝了双棉鞋，鞋底纳着“平”“安”“喜”“乐”。我穿着带“平”字的鞋，踩在雪地里，听见咯吱咯吱的响，像极了母亲数钱的声音。 现在我也成了母亲，给女儿买进口奶粉时，总会想起母亲当年把玉米糊熬得稠稠的，往里面撒一把炒黄豆粉。她没说过爱，却把三十几块钱的工资，过成了我们四个丫头的春天。 那个磨破的塑料工资袋还在我抽屉里，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泛黄的纸条，是母亲的字迹：“丫头们，日子是熬出来的，熬着熬着，就甜了。”